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家當中（專門研究詩的理論家除外），胡風同志寫的有關詩的文章是最多的。這可能因爲他同時也是一位詩人。而且，他從事文學活動最活躍的年代，是從全民抗戰前夕到解放戰爭時期，作爲時代要求和群衆精神世界最敏感的觸須，那也正是新詩蓬勃生長的時期。他爲推動新詩的健康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主編過《七月》、《希望》等雜志。他以自己對詩的理解和美學觀點，選擇發表過不少詩，並編了兩輯《七月詩叢》，那些詩作者後來被新文學史研究者稱爲“七月派”。其中除少數知名的詩人外，大都是初初跨入詩壇的新客。——胡風同志的詩論和發表在他主編的刊物、叢書中的那些詩，在推動那一階段中
新詩的發展上，起過重大的影響。
他的論詩的文章，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精神
彩和鬥爭要求，他是努力堅持以魯迅爲代表的新文學的戰鬥傳統的，他對于詩的評價和探討，就是立足在這個傳統的基礎上面。中的新詩，又是通過內部的複雜的美學鬥爭而發展的。在他的論詩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美學觀點，對他認爲是不健康的傾向進行了鬥爭。那些論述雖然是面向當時的時代和創作實踐狀況的，但其中一些本質的東西和許多對詩的基本理解，在今天也不是沒有參考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們現在看到的，他最早談到詩是在1935年10月寫的《爲初執筆者的創作談》（介紹蘇聯文學顧問會著的《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一文中：
原來，詩底特質是對于現實關系的藝術家底主觀表現，藝術家對于客觀對象所發生的主觀情緒波動，主觀的意慾；這和以把捉對象真實爲目的的小說戲劇等不同。所以，是詩不是詩，不能僅僅從文字方面去判斷，應該看那內容所表現的是不是作者底主觀的情緒。當然，還應該進一步看那情緒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産生于在對于對象底正確的認識基礎上面。
這一段話雖然談得比較簡略，但已表達了他對詩的基本觀點。他此後寫的有關詩的論述中，只是豐富和發展了這基本觀點。
那以後不久，他先後寫了兩篇文章各介紹了一位詩人。一位是“爲鬥爭所養育的”，作爲農民的孩子的田間。另一位是以健旺的心，通過脈脈流動的情愫歌唱現實生活，剛剛出版第一本詩集《大堰河》的艾青。——不只是因爲由他第一個評介的這兩位詩人後來各自有了大的發展（雖然那發展的程度不同，情況也不同），所以這兩篇評介顯得有其分量；而且，從當時的詩壇的情況來看，這兩篇評論也是有著針對
的。當時，一方面流行著一些藝術技巧上精致，但遠離現實、感情蒼白的低吟；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在內容上看來是與時代的步調合拍，但沒有融合著真情實感的空洞的喊聲。在這種情況下，他突出這兩位以真實的激情歌唱現實並面向未來，而又有著相應的藝術表現力的詩人，這本身就有著美學上的鬥爭意義。針對這兩種傾向的美學上的鬥爭，一直貫穿在他所有論詩的文章中。
他既強調詩的時代精神，強調詩應該表達人民的感情、意志和願望，同時也強調“詩首先應該是詩”（這是他引用的別林斯基的一句話），對于什麼是詩和如何達到詩，進行了美學上的分析和探討。——順便說一下，在抗戰期間，胡風又一次對田間的詩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論和分析，反駁了某些理論家對田間的不公正的批評（見《關于詩和田間的詩》）。而後來，當“田間終于向五言
屈服”，把感情束縛得失去生機，他在晚年也直率地，而且不無感慨地提出了意見：“由我看來，歌唱了祖黎明的詩人的田間，勇敢地打破了形式主義束縛的田間，由于不能完全由他自己負責的原因，終于被形式主義打悶了。”（見《胡風評論集後記》）
他高度地強調了詩與時代的關系，詩人與生活與人民的關系。
在抗戰前夕，他指出：“在‘山雨慾來風滿樓’的時代裏，詩應該唱出一代的痛苦、悲哀、憤怒、掙紮和慾求，應該能夠豐潤地被人生養育而且豐潤地養育人生。”在抗戰開始後，他指出：
“時代既在經驗著
胎換骨的苦痛和迎接新生的歡喜，詩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緒的激動正是當然的。”“人民的情緒開了花，感覺最靈敏的詩人又怎樣能夠不經驗到情不自禁的、一觸即鳴的心理狀態呢？”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指出：“人民在受難，人民在前進。詩，我們這一代的真誠的詩，應該是對于這個受難的控訴的聲音，應該是對于這個前進的歌頌的聲音。詩人，我們這一代的真誠的詩人，應該在受難的人民裏面受難，走進曆史的深
，應該在前進的人民裏面前進，走在曆史的前面。”
他說：“詩人，有特有的社會基地，特有的生活認識，特有的精神狀態。這是被現實生活所形成，又是向著現實生活的。”
詩人“得從現實的血肉的人民生活裏面的他的血肉的感受去追求藝術的生命”，不能離開了生活的土壤，不能丟掉了在生活實踐裏面的戰鬥意志和戰鬥慾求。他指出：“詩人的聲音是由于時代精神的發酵，詩的情緒的花是人民的情緒的花，得循著社會的或曆史的氣候；……詩人的生命要隨著時代的生命前進，時代精神的特質要規定詩的情緒狀態和詩的風格。”
這是一面，是從藝術是爲人生的這一基本要求來談詩的。
而另一面，他同時強調：詩首先應該是詩，要求詩的社會學的內容要通過相應的美學上的力學的表現。不能現時代的精神，不能與人民的喜怒哀樂相通，詩就會向病態發展。但是，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必須化爲詩人的血肉，在詩裏面，要化爲詩人對生活的思想力和感受力，否則，詩就會産生概念化的傾向。雖然在這樣的詩裏面也有形象，而那不過是“先有一種離開生活形象的思想（即使在科學上是正確的思想），然後再把它‘化’成‘形象’，那就思想成了不是被現實生活所懷抱的、死的思想；形象成了思想的繪圖或圖案的，不是從血肉的現實生活裏面誕生的，死的形象了”。他認爲詩應該用真實的感覺，情緒的語言，通過具的形象來表現作者的心。在五十年代初期，盛行的詩風是民謠，自由的抒情詩則背著“小資産情調”的沈重的十字架，很少人敢寫。而他還是堅持抒情詩“完全是寫詩人自己的感情的，而且是要寫出複雜萬端、豐富萬端的感情的。”
這就不能不接觸到詩的創作過程，接觸到詩人的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在現實生活上，對客觀生活的理解需要主觀精神的突擊，在詩的創造過程中，只有通過主觀精神上的燃燒才能使雜質成灰，使精……
曾卓詩論讀《胡風論詩》劄記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