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貞觀之治上一小節]。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于官方曆史。《新唐書》成于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
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５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並
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爲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曆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曆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４００年後，萬曆皇帝在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爲一個人的
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爲“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
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衆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爲“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于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製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爲“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的程序複雜，包括壓製、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剀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于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情沖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于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弑兄脅父的行爲，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爲，無非自衛。至于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爲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爲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征接收過來，倚爲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征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爲誰，上曰：“魏征每庭辱我。”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爲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征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谏，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因爲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于瑣碎，尤與縱談“大曆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于上，中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初第二帝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製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製皇權時，稍微參酌衆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爲，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迹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准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救民爲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爲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殃民。也等于羅蘭夫人在法革命時上斷頭臺前給曆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于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惡，反能造成政治
系的“製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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