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漁陽鼙鼓動地來上一小節]第二帝
倚賴著以這簡單數學公式作主的間架
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製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铨敘”，有所謂“三铨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派。所以與前述間架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爲“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余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
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系主戶，誰系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征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産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
，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旁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的施行。這也是管製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並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爲不得已，但是執行時仍在各地産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文牍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
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爲商業經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
陸轉運使，于是修改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南海一帶物産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屢，婦女則鮮服靓妝，又歌唱助興，俨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系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製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爲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孫，他于７３８年以侍禦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爲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漬傷破，不如“輕赉”，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于長安，而不利于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爲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在預算內改作宮阙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禦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余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的征取腳費，結果他在長安控製了大量的物資。唐製雖內宮妃嫔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于薪，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道交通既爲政府壟斷，幣製也未上軌道，各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紛裏面，王拱既兼各項“采訪使”“戶口
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沖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爲李林甫，此人被稱爲“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産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迹。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複隋朝的
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爲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沖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的支持一種以皇室爲主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理征集分配的系，其結局仍非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硐盡上品”。《新唐書》也說他“車馬
服侈靡”，又“養君慾”，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
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傳統社會裏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准的環境內使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忠繼李林甫爲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驿的龍武將軍爲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爲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忠的擺布。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忠激成，而楊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系，事實顯然，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豔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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