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藩鎮之禍”的真面目上一小節]分裂作用。
兩稅製出于當時的需要，在新
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製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製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
曆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種尴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擡頭。
這當中的沖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沖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製，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
火不容的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爲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的內犯。回纥則既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
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诏不足成爲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蒙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騒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于以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迹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爲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搜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此手下的骁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曆來中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爲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占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爲“群”。廬龍節度使劉總于公元８２１年棄官爲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迹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曆史家就認爲當日河北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曆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的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爲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
的製，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爲土地占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爲主的家經濟不能繼續，稅製也放棄以前按人口平征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征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屋地産）、除陌（在預算裏強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代言，藩鎮誠然爲患爲禍，然則他們在曆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産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爲新兵製和新稅製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爲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製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銳的部隊稱爲“牙軍”，將他們統禦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于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
理，大致仍采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成爲一種新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爲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的曆史的演進中，曾産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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