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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
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迹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曆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８７０年間，“仍歲凶荒人饑爲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並參與的征象。
關于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爲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于赀”，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鑒》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此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爲“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于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爲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赓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裏”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複，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于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夏天攻占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的取得潭州（長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遊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回之後，先占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占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
，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系，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
，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８８２年朱溫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
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麈戰達一年，終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遠。
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術，似得自王仙芝。《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嶽州長沙一帶（唐時爲和、洪、嶽、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
派出搜索部隊，如果某敵方決心固守或准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松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爲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
之神策軍，爲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爲長安富家子弟占有，他們借軍馬和製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雇貧羸之人替代。而且潼關的防禦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轾。北司爲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爲“牛李
”。牛僧孺與李宗闵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爲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與背景之外，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爲對藩鎮不可放松，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防上也要對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迄至黃巢占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于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爲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骈與王铎，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爲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爲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製，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于對方的弱點爲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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