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黃 巢上一小節]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占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
社會，經過黃巢的騒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裏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裏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象。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于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雲，“以人丁爲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
，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製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製，如何征收商人的資産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並，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只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占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複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爲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製的模樣。８２１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余”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
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
與統一，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間爲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爲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
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爲變亂的淵薮。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裏，計也受限製。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爲神策中尉（禁衛軍司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的行動爲“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爲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饷。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安全，需要一種新的製，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缺乏適宜的幣製，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余有些稅民所付賦爲原額三倍。而全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並。凡此都要待五代十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製。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曆史的工具，而不是曆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個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骈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裏爲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間曆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曆史伸展一步。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黃 巢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五代十國”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