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曆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占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爲魯
公，也被封爲梁公、燕公、秦公和齊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谀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鎮俗爲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爲契丹之沒有夷滅中人，馮道之力爲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曆史家以“褒貶”爲己任。也就是認爲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曆史觀裏也終産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曆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爲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曆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
會曆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
，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曆史，
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于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趙匡胤在陳橋驿被軍士推戴，成爲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曆史上則稱爲“五代十”。現有的曆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于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曆史裏，五十四年不爲過長。況且五代十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亘約三百年的大帝，可見中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臺；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産生若幹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繼續在曆史進程中邁進。
五代十之産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于社會之退化，而是由于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製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
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于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爲
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裏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曆史家所說“自爲天子執辔，且泣且行，行十余裏”（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系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于是讓自己被封爲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爲傳統的中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産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爲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
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複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盤（河東）作爲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兩地即爲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周，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于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爲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于開封（汴）。十則系這五代統禦不及的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産物。唯一的例外則系梁唐晉漢周之周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號也爲漢，曆史家則稱之爲“北漢”，算作十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製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曆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于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爲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曆史家都以爲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曆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于東北之遼甯吉林，中古籍稱他們爲“東胡”，實際則屬于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于公元８７２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年後才正式立爲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製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遊牧社會互爲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迹。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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