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
曆史書內“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而且一提到漢武帝，又離不開“好大喜功”的評價。今天我們看他的紀錄，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業，仍要在長期的曆史上評判。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所開創的局面，後人無法繼續。所以我們讀他的傳記，一定要上與“文景之治”相陪聯袂，而下面“從霍光到王莽”，更與他一生有不可分離的關系。
漢武帝劉徹，出身離奇。他的母
王氏進宮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婦，生有一女。她的母亦即是未來皇帝的外祖母，強將她從金家奪回，進與皇太子，是爲景帝。劉徹生于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實足年齡當不過１５歲。茲後他在位５４年，在中曆史上兩千多年來是享最長的君主。這紀錄直到１８世紀才爲清朝的康熙打破。
從各種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幾遇不測。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
軍。在其他範圍之內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隱匿不敢提及，他聽到此事，就公然自尋訪他的半姊，並賜她名號田宅。他的皇後衛子夫曾爲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爲娼女。漢武帝也不是一介蠻夫，沒有文華辭藻的雅致。他的宮廷裏，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作），“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來遲！”則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劉徹未曾在戰場裏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鬥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與霍去病爲異母兄弟，茲後更成爲漢朝宮廷裏的中樞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爲貳師將軍，作戰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裏見大將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只有右內史（助理機要秘書）汲黯老是據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則甯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後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黯爲太守，汲黯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氣，就不須特別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
理得很好。後來汲黯在淮陽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漢武帝也有一般專製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內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後期，朝中也爲恐怖政治所籠罩。信的大臣如丞相及禦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
。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臥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蠱”音古，以三個蟲字擺在一個“皿”字之上，乃是根據民間傳說，巫者將毒蟲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並淘汰，最後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爲蠱。巫者即
縱著這精靈，用咒詛符錄削製木人埋蠱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公元前９１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後及太子劉據。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據一日嗣位，對他們不利。而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
使者”（特務頭目）更加離間。劉徹在別宮養病，即皇後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將他死，于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
與皇太子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萬”。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後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後來悔悟，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臺”。
４年之後，武帝臨危，才立一個８歲孩子劉弗陵爲太子，是爲昭帝，而皇帝也將太子的母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
爲什麼一個如此精明強幹萬機獨斷的君主，到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暗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贻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據兩從間單獨的問題，而與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漢帝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後，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後，“列侯豪傑死數萬”。公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
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鹹陽，孔僅理財，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政”。他們並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後的財源。而鹿幣算缗平准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製約五千萬到六千萬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或根據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樞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爲，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著中傳統君主專製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爲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爲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于西南夷，用張骞通西域，凡是本于曆史地理上中傳統威力能及之，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人武部兵力。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不能企及之，在于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之征匈奴，有如禦史成進所雲，“從之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裏負擔饋馕，率十余鍾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１４萬匹，辎重不計，入塞不滿３萬。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複，及五大夫，千夫，征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征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爲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
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間動辄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製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于官方記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與救荒，中即須組織大帝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亘兩千多裏的防線與“１５英寸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無法經營農業，只是遊牧民族出入之，這威脅也強迫中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爲軍事史上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後１５英寸雨量線間兩方的厮殺，還要繼續約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見得曆史並非全是人爲，我們２２００年後敘及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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