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17世紀的內戰，是曆史上一個令人百讀不厭的題目。也因其事迹牽涉廣泛，各種機遇錯綜重疊，多方面的記載細膩詳盡，所以極不容易分析
理。譬如說變亂前後各種擾攘與清教徒所提倡的教義有密切關系，清教徒的思想和行動早已被公認爲推進資本主義的一種力量。既然如此，我們是否可以直接說內戰的起因是由于英資本主義之勃興，而圓頭
人也在直接或間接中成了資本家的工具？
查理一世上斷頭臺前夕，和他兩個年輕的兒女訣別（王後和兩個年長的王子已避難他邦）。我們至今還能想象他10歲小兒在哭泣中對他的答辭。1649年1月30日倫敦溶浴在冬日的陽光裏，斷頭臺上的准備卻延遲了一段時間。因爲查理在特別法庭審判的時候，不承認法庭有此威權。執行死刑的人也怕他最後抗拒，于是在斷頭臺上加釘卡釘，內穿繩索，准備必要時將王綁縛。而這種准備全屬多慮，臨刑前查理表現相當合作，他甚至拿出一頂絲織睡帽，將自己的長發攏括進去。他又對劊子手說，他頭伏在木塊上的時候不要立即動手，他還要默禱。一到祈禱完畢，他會將兩手伸出，這才是用斧的時候。于是過程全照其安排，于午後二時零四分完成。
這個被命運遺棄的王，臨刑還說了寬恕他仇人的話，希望英民享有他們的自由，並且囑咐生者，應當召開一個全宗教會議，這些情節，即是300多年之後讀來，還不免令人心折。
查理·斯圖亞特極爲剛愎，在政治上缺乏誠信，又受法王後的影響。他曾在內戰時戰敗被俘，看穿了反對人不能團結。希望在議會被長老會的一派
縱，而圓頭軍爲獨立教派（in-dependents，後爲公理會派［congregationalists］）掌握的這種敵對陣容中造成分裂，坐收漁人之利。其王後則在外買馬招兵，他自己也對愛爾蘭的保皇另有安排。這種伎倆被克倫威爾識破，查理因此下臺。
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標准丈夫、好父
，他信仰虔誠，他的君權神接觀念也使他堅持己念，最後關頭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報天神，下無負臣民。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這些令人感動又矛盾沖突之，也可以使以後的曆史家隨著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筆。而讀史之人又因所的環境而有取舍，如有時提倡自由，有時又尊重傳統與紀律，也可以使對同一史迹的看法發生差異。我現在舉的一個例子，是當今英曆史家艾詩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倫威爾的權威。他年輕時曾著《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oliver cromwell：theconservativedictator），內中對克倫威爾全無好話，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書中被批評，譬如說他嫁女用費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類似嚴苛的批評。20年後，艾詩立又著一新傳記，書題爲《克倫威爾之偉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前書是在墨索裏尼、希特勒的
影下寫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獨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曆史人物身上。我們欽慕艾詩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後讀史時更存戒心。
英曆史材料汗牛充棟，容易使外行的我們望而卻步。各種公告記錄早有圖書館檔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記、信劄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憶錄、地方史可以個別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來，又分析爲思想史、經濟史、法製史等等類目。而新資料仍不斷發現，例如納米亞（lewis b namier）從過去政客的文件中尋出家庭開支敗單等，而從這批資料中根據其數字及交往的關系，斷定其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輕學者爭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17世紀的民主觀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書，即在一參閱當日發行的政治傳單，多至30000件。
因爲有了以上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英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綜合。在學術上因專長而産生門派，古今中外一律，也無足怪。英作家既已考證精微，不耐煩旁人作粗淺的解釋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卻不能不將英的17世紀曆史作一種高度的壓縮，才能看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在際上的一般
格，以及新舊交替之際英格蘭王及不列顛民族所表現的特征。資本主義在17世紀的英有長足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彰顯于當中任何特別的事迹，而顯現于世紀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從蘇格蘭來英兼英王爲始）和世紀後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點）之間的大幅度差異。這個家的組織在世紀的前端還沒有趕上時代，未有一個衆所公信的方案，各種爭執多集中在一種原則和一種抽象的觀念上，而以宗教爲表裏。世紀之後期，以上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但已逐漸澄清。所以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轄聖公會（episco－pacy）
製，對其他各種宗派不加取締，已成爲公認的原則，現代政之雛形也于此時産生。如果資本主義在此中有所貢獻，其本身必爲通過全社會之很多與面，成爲一種帶有綜合的改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或“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一種粗枝大葉的觀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英史專家，反能旁觀者清。況且中20世紀也面臨一個大幅度的轉變。英17世紀的人口，據估計約增加50％，大約從400萬進到600萬。有宗教上的爭執，但仍保全爲一個基督教徒的家。表面看來，這不能與中在20世紀的變化相比。可是兩方的改變都牽涉到思想、信仰、內政、外交、社會、經濟與法製——總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徹頭徹尾的
胎換骨，在曆史中都無前例可循。又因爲經曆時間長久，雖局內人也無法將全部經曆詳細敘述。在這些方面，兩者的經驗應當可以互相映證。
中100多年來的顛簸始自鴉片戰爭。曆史家溯本歸源追究西方給予中的影響，很可能對英史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就是說，彼方的改革與設施，短和長大凡能對中此後發展有長期推進的功效之，已應視作中曆史之一部分，不妨編輯采用，研究中的曆史家（不一定是中人）或能繼續朝這方面進展。並且中曆史規模之大，其賦予曆史家之廣幅
襟，最能與西方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過以客觀的立場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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