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靜觀人生嚴師好友教人憶上一小節]幾個聽者伸一伸
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麼作用，大圈餅有什麼作用，但看了這輿論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爲伯豪擔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窗檐上說話了。我爲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爲什麼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
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幹這種事。由他什麼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爲我！”“……”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認爲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什麼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
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
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
疲倦了就休息。”又說：“遊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衆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岔塔旁邊的山巅上，雷
塔後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迹的地方，一面看雲，一面嚼面包。
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贊歎！他對我說：“這裏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爲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于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
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裏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于這兵式，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爲我的
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
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凶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面，用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麼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沖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
這兵的頭；其次想抛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于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爲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于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爲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于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于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衆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裏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複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于學校的反感，對于同學的嫌惡，和對于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
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學校裏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麼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爲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于余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于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製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
……”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歎他的志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沈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歎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嘗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贊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只有兩條爲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只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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