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9章上一小節]悲苦，心中也有說不出的滋味。有時，他難以抑製心中的憤懑，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每次看到
哭得像個淚人，他就覺得的命運真是太慘了。做一個女人太難了。家瑛還曾生下一個男孩，家寶很喜歡這個小外甥，每次回家，他都
著抱著。人的內心痛苦太多了，是會郁悶而死的。柴家的生活像罐頭一樣禁锢著家瑛，在吞噬著家瑛的生命。痛苦在心底埋著、積累著、熬煎著她，一日一日地消瘦下去，最後終于經受不住煎熬而含恨死去。的死，給曹禺帶來深沈的悲痛，那麼一個心地美好的，硬是被折磨被摧殘得死去。那青春的生命，美妙的年華像花一樣在風雨中凋零了。他感到這世界的不公，這人世的不平，爲什麼他愛的人，母、，都這麼早地離開了這人間？！這憑空又增加了他的苦悶，在那苦悶的積層上又增加了新的厚度。
曹禺不是那種哀歎人生如白駒過隙的人，他傷感，他苦悶，既是情愫的凝聚，同時更是對人生苦苦的探尋。由于父的死，似乎一夜之間，他覺得自己長大成人了，他不再只是爲父母所疼愛的孩子了，他更清醒地意識到自我的客觀存在，更深沈地去思考自己的未來，去思索人生了。曹禺這樣回顧他當時的思想狀況：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東撞西撞，在尋找著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該怎麼活著？總不應該白白活著吧，應該活出一點道理來吧！爲什麼活著的問題，我是想過的。我曾經找過民主，也就是資産階級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過。甚至對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裏邊找出一條路來。但是，我終于知道這些全部都是假的。①父死後，不知怎麼，他突然對宗教發生興趣了。還記得父在世時，他第一次中風之後，大病不死，就念起《金剛經》來了，雖不是佛教徒，但卻是虔誠的。把他一顆無
寄托的心都放在對佛的膜拜上了。也記起小的時候，繼母還教他背枉生咒：“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娑……”他背得滾瓜爛熟，大概繼母不是讓他學繞口令，也是有她的人生寄托吧！難道人生就是這樣的痛苦，自己也是這樣的苦悶，這又是爲什麼呢？人又該怎樣活著呢？他對宗教的興趣，倒不是尋找解
，好像宗教能給一些人生思索的啓迪。
從小就熟悉法
教堂裏的鍾聲，對他曾産生一種神秘的誘惑力。從遠望去，那三個高高的圓形屋頂，聳立在天空的十字架，如今卻吸引著他。他徘徊在教堂前面，眼看著穿黑
長袍的修女走進那神秘不可測的教堂裏去，更感到其中似乎隱藏著什麼詭秘似的。
當他第一次跨進法教堂時，他被吸引住了。大廳裏靜谧幽玄，高高的拱形的屋頂，像天穹似的張開，但又像要沈重地壓下來。是抑壓
森的感覺，是說不出的肅穆。這裏的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嚴整，從四周的圓柱，到每個窗子的設置都是按照嚴密的結構組織起來的。當風琴奏起彌撒曲時，使人進入一個忘我的境界，他也被消融在這質樸而虔誠的音樂旋律之中。似乎這音樂同教堂都熔鑄在一個永恒的時空之中。由此，他迷上了教堂音樂，特別是巴赫譜寫的那些獻給天主教徒的風琴曲。
巴赫的宗教樂曲具有一種虔誠而莊嚴的風格，它那和諧的旋律，在組成樂曲時顯示出高度的整
的力量。曹禺對巴赫的《ｂ小調彌撒曲》更是聽來入神，好像它的音樂結構同這教堂一樣，渾然一，肅穆莊嚴。他對音樂的敏感是直覺的，他從不願意去掌握它，但卻願意欣賞，讓心靈兒隨著音樂蕩漾，沈迷在那音樂境界之中。
他不但到天主教堂去，也到基督教堂去，他讀《聖經》，其中的故事、箴言對他也有一種吸引力，從中也有所感悟。他去看大彌撒的儀式，也非常想知道複活節是怎麼度過的。他說：就接觸《聖經》是比較早的，小時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個什麼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該怎麼活著？爲什麼活著？應該走怎樣的人生道路？那時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這些問題吧？當時我是有閑工夫的。我覺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對佛教不感興趣，大約它太出世了。我曾經跟父念過一段佛經，念不進去。對于宗教，我有些好奇心。①他的確有些東撞西撞。十八九歲，正是人的思想最活躍的階段；可能突然對某種事物發生興趣，可能又突然而消失，看來似乎雜亂無章，飄忽不定，但不是不可捉摸。在起伏周折之中，在徘徊進退的過程中，總可以找到它的軌迹。對于曹禺來說，他的思索早已同現實人生緊扣在一起。他的苦悶，他的遭際，他的寫詩，他的演戲，都和那個時代，那個令人懊惱、令人憤慨的時代聯系一起。他的思想躍動的光點，盡管顯得斑斓多彩，但卻是循著一個方向，同那光怪陸離的社會相逆而行。
他還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由于同學沈敏基介紹，參加了在英租界耀華裏舉辦的一個短期講習班。在這班上，他曾聽過王芸生（後來任《大公報》主筆）講工人運動史。正是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他在課堂大罵蔣介石，激昂慷慨。曹禺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革命理論，當時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響的。”②
在高中時代，他雖然還不懂得革命是怎麼回事，也不懂得共産
是怎麼回事；但是，共産所領導的革命鬥爭正在進行，共産人英勇奮鬥，獻身犧牲的事迹，也曾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很崇敬李大钊的，李大钊的英勇犧牲，使他悲憤不已。
他是北京《晨報》的忠實讀者，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他從《晨報》上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這之前，敵人已經多次進行法庭審判，妄圖從精神上壓倒李大钊同志，使他屈服。《晨報》是這樣報道的：“李大钊受審時……態度從容，毫不驚慌”，“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俨然一共産領袖之氣概”，“自謂平素信仰共産主義，侃侃而談，不愧爲革命志士本”。①李大钊英勇不屈的表現，使曹禺更加尊敬這位夙享盛名的學者。但是，他沒料想到軍閥會殺害這位教授。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他一打開《晨報》，就爲李大钊被害的消息驚得目瞪口呆了。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時，軍閥的所謂特別法庭，突然宣布開庭判決，對李大钊，還有範鴻劫、譚祖堯、楊景山等革命者立即以絞刑。當天下午李大钊被押解到西交民巷看守所秘密殺害時，“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如臨大敵。後來曹禺回顧說：“在學生時代，有幾件事對我以後的寫作有些關系。一是李大钊的死。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的。第一頁上印著特大的黑字標題，下面詳細描寫李大钊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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