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等了一個多月，也沒有等到盧文弟的信，心裏很焦急。此刻，她倒不是爲自己的事焦急了，因爲她面臨的矛盾已經緩和下來。鬧鬧哄哄地查了一陣子，實在查不出余子期的“炮打”罪行，段超群也就不像當初那麼有勁了。而且，濱海市文化局革委會也在“搭班子”，各種力量也在活動著，單莊叫她把心思暫時放到這個“大局”上。這樣，余子期的專案實際上也就停頓下來，向南身上的壓力也因此減輕了。她每天呆在機關裏，看看報紙，背背詩詞，倒也安閑自在。她把這種生活叫做“准逍遙派”。然而她挂念盧文弟。出了什麼事呢？難道這個“逍遙派”連個寫信的時間也沒有嗎？她接連又發了幾封信去，都沒有消息。她想：“莫不是她逍遙到鄉下去了？”于是她寫信去問
。也回信說：“沒有，文弟的家裏也是幾個月不見她的信了。”這真叫人著急呀！她在焦急中等待了幾個月，到了九月了，還是不見消息。她決定到靜湖看看。可是正在這時，文藝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工宣隊即將進駐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紅旗》雜志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那時候，人們就預感到整個知識界將要發生什麼變化。果然，不久就聽說，所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宣隊都要駐進來。于是人們的心思全部集中到等待這個變化上了。
這一天越來越逼近了。九月中旬，遊若冰接到已經當了市文化局革委會主任的段超群的命令：工宣隊即將進駐，准備迎接。據段超群說，因爲文協是一個“爛透了”的單位，派來的工宣隊員特別多，與本單位工作人員的比例是一比二，即兩個文藝工作者配備了一個工宣隊員。而且爲了提防“紅的進來，白的出去”，工宣隊員一律是三十五歲以上的老工人，都結過婚。段超群還指示，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變革，必將遇到階級敵人和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激烈反抗。因此，要用革命大批判爲工人階級占領文協掃清道路，密切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
這些簡單的命令中包含著多麼嚴重的意義啊！文協的所有幹部都暗自在心裏掂著分量。本來，這裏還分兩種人：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可是現在，動力和對象一起都變成了資産階級。而且是專門對抗和腐蝕工人階級的資産階級。然而，誰又敢懷疑一下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呢？現在，他們的全部權利和義務只有一條：服從和執行命令。遊若冰接到段超群命令的當天，就找來了向南、王友義和馮文
。他對他們說：“你們三個人是大批判的積極分子，趕快搞出一個大批判專欄來，爲工宣隊進駐鳴鑼開道，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呢，到‘牛棚’去布置一下，叫他們老老實實，不要亂說亂動。叫他們寫標語和橫幅，把環境布置一下。”三個人自然一起答應了。馮文翻翻眼睛，試探地說：“老遊，到我們這裏來的工宣隊是哪個系統的？”遊若冰說：“據說是造船系統。指導員叫馬大海。”馮文聽了眼睛一亮，笑了。遊若冰奇怪地問：“怎麼，認識？”他連忙回答：“我怎麼會認識呢？”遊若冰說：“那就不要打岔了，你們快點去組稿、寫稿吧。你們幾個算是我們這裏的積極分子了，一個人寫一篇，旗幟要鮮明，感情要真摯。其他各種類型的人，也都約一些稿吧，最好把迎著大門的那堵牆貼滿。”說罷，他站起身要走了，臨走時又交待一聲：“小向，你負責一下。”
向南等遊若冰走後就和王友義、馮文商量怎麼搞。她的意思是組織幾篇批判修正主義文藝路線使知識分子
離工農兵的稿子，再組織幾篇表態的稿子。王友義悶悶地說：“叫我們一個人寫一篇，我可寫不出來。”向南奇怪地說：“你寫詩一向很快，怎麼會寫不出來呢？表個態就是了。”王友義仍然悶悶地說：“不知道你們怎麼樣，我的心裏直難過呢！”向南聽了，知道他要說什麼了，便勸阻說：“友義，別說別的，寫一首歡迎詩吧！”可是馮文說：“吹吹也好嘛！”我也不知該怎麼寫。友義，你說心裏難過，爲什麼啊？”王友義連忙做個鬼臉說：“說著玩的。我有什麼難過的事？我本來就是一個工人。過去做了資産階級的俘虜，今天再被工人階級俘虜過去，不是很好嗎？”說著，他用指頭戳戳自己的界尖說：“看，像不像個俘虜？”向南笑著說：“像，像。不過資産階級的俘虜和無産階級的俘虜區別在哪裏呢？”王友義聳聳肩膀。馮文若有所悟地說：“是呀，有一種當了俘虜的感覺。”向南說：“好了好了，別研究感覺了，今天晚上交稿！”三個人又商量了組稿任務，分頭去了。
向南向幾個人的好稿，便回到宿舍動手寫自己的一篇稿子了。怎麼寫呢？她也感到爲難，這些天，她也心亂如麻呀！剛剛聽到王友義說“做俘虜”，她心裏一動，她想自己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感情呢？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記，翻閱著，思索著……
也許是受了文學作品的影響吧，向南從小就養成了記日記和保存信件的習慣。她還要求朋友們給她寫信選用同一規格的信紙，以便她每到一年，就裝訂成冊。一九六六年冬天，當她決定“造反”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全部拿出來翻閱了一遍。她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形象。她喜歡這些形象。因爲她覺得這些形象中有一些值得珍惜的東西。它們記錄著一個普通的女孩子在新中
成長的腳印，它們充滿著美好的幻想，幼稚的信仰，熱烈的追求和青春的活力。但是今天，她又害怕看見這些形象，因爲她看到，在這些形象中確確實實貫串著一條“黑線”，那就是追求成爲一個女作家。而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毒害自己的明證。爲了跟修正主義路線決裂，她決定把這些東西付之一炬。僅僅留下一點紀念：她撕下那些日記本的硬殼，綢的，皮的，紙的，把它們用一塊頭巾包起來，放在她唯一的箱子底下。當她看著自己心愛的東西慢慢化爲灰燼的時候，她感到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喉頭哽得難受。爲了克服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動搖
”，她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背誦著列甯的一條語錄：“我們不預備做曆史學家，我們所關心的是現在和將來，我們是把它當作材料，當作教訓，當作我們往前行進的跳板看待的。”直到深夜，她才平靜下來。最後，她在寫字臺前坐下來，攤開一張稿紙，寫下這些詩句：
忘不了那年春光媚，
幸福地投進了
懷裏。
給我系上紅領巾，
教我接過革命的旗。
在我
前佩團徽，
教我懷三十億。
交給我一支筆，
送我到了前哨地。
溫室裏的花草筋骨……
詩人之死一、工宣隊就要來了，上上下下膽顫心驚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