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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之死》九、向南給盧文弟的第一封信

戴厚英作品

  文弟:

  很久沒有接到你的信了。你的來信又是那麼簡略,真不知你過得怎樣。如卉好嗎?你好久沒有提到他,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鬧矛盾了?望下次來信告知。

  文弟,我和超群發生了分歧,原因是我“右傾”了。我似乎也只好承認,我“右傾”了。因爲,我實在不願打倒我的專案對象余子期。我同情他,尊敬他,還常常要爲他辯護。

  這是怎麼回事呢?我也想不清啊!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和“右傾”這兩個字聯系在一起,因爲我和你都是在不斷地反右鬥爭中長大的。從我開始懂得政治的時候起,我就害怕“右”這個字眼了。“右”就是資産階級,就是修正主義,就是反dang反社會主義呀!

  一九五七年,我還只是剛剛跨進校門的大學生,便參加了反右鬥爭。我們的一個老同學何思捷被打成右派。他被開除了學籍,勞動教養去了。記得他臨走的時候,曾經找我告別。我對他說:“你本來是一個有才幹、肯學習的青年,爲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我真爲你惋惜!”他說:“我不爲自己惋惜。你多珍重吧。我相信,你是永遠不會‘右’的!”

  是的,我也相信,我永遠不會“右”的。甚至向“右”邊傾一傾,我也是不幹的。

  我踏上社會,進入了文藝界,也是在反對右傾,批判修正主義的gāo cháo中。我懂得了,不但要和反dang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鬥爭,還要批判一切過去的封、資、修的文藝和文化。我堅決地舉著批判的旗幟。我是不會投降的,我是不會右傾的。

  我們的家鄉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你mama在這期間死了。有人說是餓死的。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認爲這是敵人在趁機造謠,想砍掉三面紅旗。我和你一起回到家鄉,到了你家裏。我們一起吃胡蘿蔔,沒見一粒糧。你爸爸端著飯碗淌眼淚,對我說:“孩子,真對不起你!”我笑哈哈地對他說:“表舅,你別難過,我喜歡吃胡蘿蔔。”我看見你爸爸對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心裏不覺一陣難過。可是立即批評自己的“小資情調”,臉上又挂上了笑容。我保衛了三面紅旗,我沒有右傾。我慶幸自己的無産階級立場竟然如此堅定。

  文化大革命給我上了新的一課。開始的時候,毛孩子們說濱海市委有問題,把我嚇了一大跳。這不是右派言論嗎?我和機關裏大部分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和這些毛孩子辯論。我告訴他們:“你們這是否定dang,否定社會主義!”一個小男孩抓住了我。他的舊軍裝拖到膝蓋,一張圓乎乎的胖臉充滿稚氣。他對我的發言是那麼憤慨!他問我:“你是什麼出身?屬于哪個階級?爲什麼包庇黑市委!”一下子,一群孩子一起把我圍住了。幸虧王友義一把拖住我沖出了重圍。這以後,許多事情使我明白了過來:革命在深入,形勢在發展。“左”和“右”的含義不同了。今天的左派,就是要造反,要炮轟各級dang組織。

  我向小將們學習,起來造反了。我批判十七年的文藝路線,教育路線,批判別人,也清算自己。我像避免瘟疫一樣提防著自己腦子裏的沈渣泛起。我覺得,這一次,我獲得了對“右傾”的終身免疫力。

  可是現在,我還是“右傾”了。這叫我怎麼說得清?

  當超群把余子期的專案交給我的時候,我多麼興奮!我認爲這是dang對我的信任。我並不熟悉余子期。他雖然是我們的一個領導,可是長期在外地深入生活,偶爾回到濱海,也不過是在會上和我們見面。除了他的詩給我留下一些印象外,對于他,我真是一無了解。因此,我可以毫無私心地去進行這項革命工作。

  我對他持有高度的警惕。因爲我是那麼相信他必定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嚴厲地命令他交代自己的全部問題。每一次和他談話前,我都仔細地設想,他會耍什麼花招?又該怎麼對付?在和他談話的時候,我的緊張真可以和那個與風車搏鬥的堂·吉诃德相比!我調動起自己的全部神經,不漏掉他的一句話。甚至對他的一個手勢和眼神,我都要反複研究和推敲,以便從中找出矛盾,發現問題。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頭腦裏的“弦”慢慢地松了。因爲撥拉來撥拉去,那些懷疑的問題一個個被否定了。我逐漸感到他是一個熱情、坦率而又真誠的人。他不怕在群衆面前攤開自己的一切,他的交代沒有絲毫被迫的成分。他像對qin人和朋友傾吐心曲一樣擺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那麼相信:dang會了解他的。

  但是,我並沒有因此就解除思想武裝。王友義也時時提醒我,“沒有查出問題,不一定就沒有問題。還是慎重一點好。”我也是這樣想的。于是我們再查,給他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叫他交代。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之後,我的看法終于發生了一次大變化。因爲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到“牛棚”去取他的交代材料,看見他正在偷偷地看著什麼,並往自己的小本上抄摘。我悄悄往他身後一站,竟是一張傳單!我正想伸手去拿,卻被他發現了,他連忙把傳單攥在手裏。我懷疑他在搗鬼!我厲聲地叫他:“你出來!”我把手伸出來說:“把傳單交出來!”他遲疑了一下,攤開了手。我拿過傳單一看,是去年冬天紅衛兵中流傳的一張傳單,傳的是一位部隊老同志的講話。這位老同志批評紅衛兵不講政策,勸告小將注意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他說,“哪怕錯誤只有百分之一,不加注意,任其發展,對革命事業也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他教訓那些紅衛兵說:“小娃子呀,要說造反,我們才真是老造反了。爲什麼你們這些小造反要打倒我們這些老造反?”我當時就不同意這個講話的精神。我認爲現在不是大講百分之一的時候,這只能給革命的群衆運動潑冷shui,加阻力!敵人會利用這個講話的!余子期爲什麼現在對這個講話發生興趣?是不是他也想利用這個講話呢?于是我問他:“這張傳單是誰給你的?”

  他搖搖頭說:“是打掃院子時偶然拾到的。”

  我冷笑一聲說:“階級鬥爭中沒有什麼偶然!就算你是拾到的,爲什麼這麼感興趣?這也是偶然嗎?”

  他沒有立即回答我的問題,只是憂傷地看著我。過了一會,他突然問:“小向同志,你今年才二十幾歲吧?”

  我馬上反問:“什麼意思?二十幾歲的人無權審查你嗎?”

  他又搖搖頭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恐怕並不了解我們dang內鬥爭的曆史吧!”

  我的臉漲紅了,挖苦地對他說:“當然不如你。可是要是聽你這個dang組成員、大詩人的話,我怕是一輩子也不會懂得dang內鬥爭的!你還是說說爲什麼對這份傳單感興趣吧!”

  “好吧。”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的dang教導我們,一個dang員在任何時候都要說真話。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尊敬這位首長,信賴他,同意他的意見。”

  “什麼意見?指責紅衛兵運動嗎?”我厲聲地說。

  “不!向南同志,你不了解他!”他爭辯說。

  “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現在跟不上形勢,因爲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我振振有詞。

  “不對,向南同志,你錯了!”他突然激動起來,提高了嗓門。“我了解他。他怕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你知道不知道,他曾經爲革命獻出了什麼?比生命還寶貴的東西啊!他的最疼愛的小兒子,就是在戰場上犧牲的,而且是爲了掩護我!”說到這裏,他拉拉自己身上那件舊羊皮大yi,深情地說:“這就是他的小兒子的遺物,他那時候送給我的。我穿了多少年了。我永遠忘不了他給我的教育。是他教我讀書識字,是他教我懂得革命,是他把我培養成爲一個戰士、詩人!”他還突然提高聲音,直沖著我問:“向南同志,你也是dang培養的吧?在你的生活中也曾經遇到過一個又一個的具ti的指導者、領路人吧!dang,就是由這些優秀的共産dang員組成的啊!把這些人都打倒,那麼,我們的dang呢?我們的dang呢?”

  “我——?”說真的,文弟,我一下子語塞了。因爲這些問題正是我當初和小將辯論時提出的問題啊!我以爲已經解決了,徹底解決了。可是今天,這件事情震動了我,也使我重新思考一些問題。我不能不在內心承認:他是對的。于是,在中央提出“三結合”的時候,我提出“解放”他,“結合”他,我認爲他正是我們dang需要的好幹部。

  然而,超群反對,我受了批判……

  我曾經承認,是我“右傾”。我曾經暗自下定決心,今後再不“右”了。可是最近,在他的妻子被迫自殺,女兒到黑龍江cha隊落戶以後,我又動搖了。事實是必須尊重的。因爲我畢竟不是被騎士小說弄得神經錯亂的堂·吉诃德呀!我有正常的感覺和思想,看清了自己面對的是風車不是凶惡的敵人。這時候再龇牙咧嘴地大殺大砍,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文弟,我不明白,對一個幹部審查清楚了,證明他是一個好人,這有什麼不好?可是超群和馮文feng他們好像是不甘心,他們懷疑我的工作。

  我很想聽從他們。但是,對余子期的深切同情已經在我思想上完全占了上風。我在他面前再也擺不出一副審查者的面孔了。我該怎麼辦?辭去專案組組長的職務,行不行?但是這樣一來,是不是我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動搖、退卻?以至落荒、逃跑了呢?

  心裏真亂啊!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文弟,你比我冷靜,幫幫我吧!我等著你的信。

  南 一九六八年x月x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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