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人生問題發端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上一小節]耘人的天
，其實他是爲社會求得最大量的出息，而不求其自我。這樣熱心的人本已少見，這樣熱心又加以在君那樣的見識與學問，又有誰呢？
他對于好朋友之態度，恰如他對于他的家人、妻與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
心著並且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步，有時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心還要多。他的心法，純粹由他自己的觀點行之。他是絕對信賴近代醫術和醫院規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泡製之。舉例說，受他這樣待遇的，有適之詠霓兩先生。他是絕對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礎條件的，朋友們若生活不安定，他便以他的見解促成之。受他這樣待遇的有我。他爲一個朋友打算，要從頭至尾步步安排著，連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裏頭。據李仲揆先生說，在君這樣爲他安排過，只是仲揆沒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趙亞曾先生的事可以爲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認識爲有用，學術上或事業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的頗以監護人自居，對于同輩（聽說對于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俨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他曰“丁大哥！”若他認爲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爲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的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著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
我可以記一件
見的事。前二月，翁詠霓先生在杭受重傷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在君正在協和醫院躺著，一面檢查身
一面還發點小燒。朋友想，不要告他這消息，偏他看報看見了。一聽朋友說明詳情，他立時想從醫院飛出來。我自看見他在涕泗交流中與醫生爭執。醫生說：“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傻的。你到了杭州，一個病人也無一點用
。”因此他才不走，就在
上料理了許多事，皆關于詠霓事業的安排。他沒有許多話，只是說：“詠霓這樣一個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對
家，或者外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後，《字林西報》作一社論，題目《一個真實的愛者》，我相信這是對在君最確切的名稱。誠然，在君沒有標榜過愛，尤其沒有辦過“救會”，然而在君對于家的忠勤是極其顯明的事實。就消極的方面說，他從來不曾坐過免票車，從不曾用公家的費用作私用，從不曾領過一文的幹薪。四年前，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書。他到中央研究院後，經濟委員會送他每月公費二百元，他便分請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滬總辦卸任後，許多人以爲他必有幾文，乃所余僅是薪俸所節省的三千元，爲一個大家庭中人索去。
積極方面說，他在中建設出地質學，至少他是創造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滬任中，爲後來之上海特別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人，反而能夠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爲中華民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爲我詳說，待後寫出。）至于他對外人，永遠是爲中辯護的，至少是爲新中辯護。凡外人抹殺了中實事而加菲薄，他總起抵抗，論政如他駁濮蘭德的小冊子，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聯調查團書，是他的手筆，是一篇偉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識，忠勤的爲家服務，絲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實愛者的定義，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雖是一個真實愛者，卻不是一個狹隘的家主義者，他以爲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應該共存共榮，共致力于人類之知識與幸福，所以有時候他真拿某一外人作朋友看，這是我所最難能的。
以上所說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談在君的“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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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這當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也曾經爲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過，現在不聞聲氣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質文明，當然不能簡單成“貉道”。這當然也不是“王道”。我們的近鄰無端把霸字讀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決不退化到二千年前，無論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條大道。在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有“智慧”，有“人類同情心”，在這道旁所建築的庭舍，是“世間經驗之擴充”，“科學知識之尋求”，“物質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的方案”。自從開辟新大陸以來，人類的知識日向擴充，人類的要求日向增加，人類的思力日向解放，至18世紀出來了成系統的理論。科學與工業之發達，固頗受這樣思想的影響，而若幹人生觀社會觀之改變尤是這類思想所助成。這樣一步一步向著開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歐戰後才出來新生的反動。
在君留學英，在歐戰前若幹年（1911以前）。那時候自由
已起來當政，早年的理論急進派（phieo－sophicalrapiacals）若幹主張，修改後依然爲實際政治上爭議之點。以在君的思力敏銳與多才，在這時候好看報，特別是《泰晤士報》，自然要受這個空氣的影響。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經濟學書的，我尤知道他關于j．m．keynes的書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說，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聰明人嗅著空氣便可得堅實的益，原不待咬文嚼字如專家。然在君又是學科學的，他在英時的科學興趣，由動物學到地質學。恰恰這一行的科學在英有聖人達爾文，有護法赫胥黎，有遊擊名將葛爾登（erancis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這一行學問時越過實驗室而寄興趣于詞辯，大有精神的安頓，連宗教都有一個。在君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複並不是），他也在中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英又是利用科學造成福利的最前進，在若幹意義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來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銳而敏，在最短時間中能抓到一題之扼要點而略去其不重要點，自然不是英人教會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資料，所表現的方式，所鍛煉成的實，卻不能不說一部分由于英的思想與環境，英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卻是最上層精粹。因爲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于英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于劍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至于他所受者，大來說近代歐洲的，小來說維多利亞朝以來英的，究是些什麼？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幾句。
行爲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經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驗。
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後接受，而不容爲世間的應聲蟲。
論事論人要權衡輕重，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系爲斷。
社會是一個合作團，人人要在裏邊盡其所有之能力。
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是必須改革的
（雖然要用演進的方式），社會上沒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讀者看到這裏，若是不識在君者，或者覺得此君必是一個“冷靜頭腦”，這卻大不然了。他是一個火把！他又是一個感情極重的人，以強動不息的精神，用極大的感情，來祈求這一個“理—經驗—實用”的哲學，來實現一個進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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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爲團爲個人服務著。這一點是使他不能爲革命。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
近代文化到中來，雖有成功，亦多失敗。今日中在思想上，在社會倫理上，在組織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現象，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家了。爲什麼他先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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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爲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時，那時我在英。以爲如此才人，何爲任于鐵穆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
——選自《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1936年2月16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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