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人生問題發端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上一小節]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雲亦雲，然而知道此君是怎樣一個來頭的有誰呢？衆人正在歡喜這位“民衆聖人”時，他對羅素說，“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貴族産生的精品。”我想羅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這個批評的。羅素後來對英人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陳通伯告我）

　　在君的一生，最爲一般有革命或冒充有革命者所最不了解或責備的事，就是他之任淞滬總辦。在君常把這件事的動機及下臺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些自解的樣子（apoloagetically），大約因爲他聽到適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他認爲改良中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借機會試驗一回。然而一到裏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曆年來當政的軍人們的，在他以爲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爲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迨孫傳芳與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態度。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徹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孫正在鴉片鋪上，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師（當時孫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製于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爲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聯合雲雲。孫傳芳把這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向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得許多了。這也許就是在君所指爲缺少近代常識的表現罷。當時在君告我很詳細，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詳細記下，因爲當時沒有准備著享受這個苦痛的權利，即寫追憶他的文。至于這位主張不與南方人合作的前敵指揮，卻最先歸正，在軍旗幟下曆曆做中外大官，直到現在。

　　詳論在君的這一番出，我們要細想兩件事。第一，在君參加孫傳芳政治集團時是如何一番空氣。孫氏固與其他戰豪同爲北洋軍閥遺孽，然孫氏神速的驅逐張宗昌部隊出上海，驅逐楊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斬戮白俄的一著，頓引起一時清望。無間南北，不滿北京政府者，皆以爲“賊曹，非孫權也。”等他駐在南京，頗做了些沽名釣譽的事，當時一般清議，頗覺中目前之急切的辦法，應該是以廣州政府爲本，聯合上北方（當時已趕到西北去了）之馮，長江之孫，以便先把二張解決，再把吳佩孚解決。記得那時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戰開始時，好些朋友（都是“南傾”的，至少說），有一天聚到一塊談這事，大家都覺得開始應該如此做。有一位更說（這位不久回，在北伐時大效氣力），“這時候孫傳芳若不出兵打二張，真正可惜，且是自誤，若使二張穩固，中事不可爲矣。”這種論調頗代表當時甚多量之清議。孫做他的“聯帥”時，也很試著和廣州拉攏，這中間的文章多著呢！我在廣州便聽到許多。那時候民公葬孫先生于南京之工程開始，他還很敷衍著。直到夏超事件與贛西之戰，他才不作壁上觀。我說這些，並不是爲孫傳芳辯護，孫亦一無知軍閥，然比之二張則差強。強不強，也不關我事。我只是說，在君是在孫氏清譽未掃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團的，不是在他向張作霖搖尾乞憐，渡江戰龍潭時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氣上亦無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孫北向後倒行逆施時，在君早已退開了。

　　第二點要細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鈎心鬥角的政治把戲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雖然他有置政務的天才，他並不是“撥亂反正”之才。在必須撥亂不可的時候，固需要撥亂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並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賢士不可。用兩個英名詞形容，在君是一個bureaucrat，並且是一個頂好的。而絕不是一個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頭爛額而後已。在君在淞滬任中，行政上的成績是天下共見的：爲滬市行政創設極好的規模，向外人爭回不少的權利。在君以前辦上海官廳的固談不到，以後也還沒有一個市長能趕得上他一部份。即以此等成績論，假使當時在君的上司是比孫傳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爲在君是借機會爲家辦事的，本不是和孫傳芳結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評他所辦的事。

　　次年軍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濟南慘案，張作霖很知趣，有知難而退之勢，而張宗昌大有寄生于日本炮火下之勢。這時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電碼打給孫傳芳一個電報，勸他在內爭中要以家的立場爲重，不要再跟著張宗昌胡幹。此電爲奉系查出，幾乎給羅文幹惹大禍。在君也就從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寫照，很顯出在君的情，很顯出在君的本領，很顯出在君之有時“不識時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著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著替他解說。

　　在君自蘇俄回來後，對于爲人的事非常倦厭，頗有把教書也扔去，弄個三百元一月的津貼，閉戶著上四五年書的意思，他這一陣精神反常，待我過些時再寫一文說明。他這反常並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務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總幹事，久而愈顯得他實在愛這個工作，所以雖有人拉他做官，比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過在君情是好事的，他覺得爲家真正服務，就是把事情辦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家對外打起仗來的時候，他一定爲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場所，只要他覺得找他的人有誠意把要托他的一樁事辦好，他自己又認爲成功不是沒有希望，或者他終不免爲“知己之感”所驅再做一回官？這是比較上且然不大的，但是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後來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決不會做成劉歆。“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或曰可憐，我曰可佩。不過有一點我可斷言，在君在同情的天上是站在大衆方面的，爲大衆而非由大衆，所以決不至于佩服墨索裏尼希特勒，也正同他不成民衆領袖一樣。因爲他不主張由大衆，無端爲人呼爲獨裁論者，因爲他是真正的爲大衆。

　　——選自《獨立評論》第一八九號（1936年2月23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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