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點鍾，電話鈴響了。要是佟同的電話，她真不想接了。
“喂，喂！”
是個男人的聲音。
“是廷洪嗎？”
“我不是什麼‘紅’，我是陶興本。”
呀！
“我是紅旗，我就是紅旗！”
“我在東京。”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跑哪兒去了？”陶總
切地笑著。
“我……我去福岡了。”
“怪不得！我今天要走了。”
“啥時候？”
“中午。昨天有時間，可惜沒找著你。”
“陶總，我要見你！現在就見你！”
“今天沒時間了。”
“不，不！”紅旗急了。
“……好吧，我安排安排。到哪兒找你？”
“我在上野的地鐵出口等你！”
“上野有好幾個地鐵出口。”陶總還是笑。
“上野公園！聽清了嗎？是上野公園！”
他們約好八點半在上野公園門口見。紅旗放下電話趕忙收拾打扮。鏡子裏的她面容憔悴眼皮浮腫頭發幹澀完全變了一個人。紅旗盡力打扮也不行，只好如此。她匆匆下樓。天氣
沈沈的，東京的天氣總是沈沈的。
上野公園的大門在高坡上，下面是縱橫交錯的立交橋，正是上班時間，車
馬龍，一片忙亂。十幾個蓬頭垢面的男人倚在公園的牆邊，是又打黑工又幹壞事的阿拉伯人，這種“
際盲流”福岡也有。紅旗買一個漢堡包一邊吃一邊等。到了八點半陶總沒來。八點四十了，咋回事兒？她看著手表的秒針嘀嗒嘀嗒走，八點五十！萬一陶總出不來，給她打電話也沒人接。
九點鍾陶興本來了，急匆匆從出租車跳下地。紅旗也像從半空中落下地。
“咳，我差點沒出來！”
陶總的勁頭像個小夥子似的。他還穿著他的藏青西裝，紮一條銀白
的領帶。他的臉上是又歡欣又疲倦的表情。
“陶……”
紅旗叫一聲，不知道怎麼往下說了。
陶興本的手搭在紅旗的肩頭，在紅旗的臉上仔細看了看。
“瘦了，咋搞的？”
何止是瘦了！她扭過頭，陶總的切的語調叫她眼圈紅了。
他們走進上野公園。遊人不多，進門的廣場有成群的鴿子撲拉拉飛。地面的花崗岩被遊人踩得又黑又亮古老的像有上千年。
“這就是有名的上野公園，紅旗，你來過嗎？”
“沒。哪有心！”
陶興本詫異地看了她一眼。
他們到邊的長椅上坐下。面吹來的風涼飕飕的。已是晚秋季節，無數枯葉吹落在南路邊，吹落在面上。黑白相間的木結構建築古拙而又灰暗，襯著遠
白的和黑的樹顯出蕭瑟和蒼涼。幾十只黑老鶴棲在枝頭掠在面發出難聽的叫聲。
“‘行人一掉天涯，酒醒、殘陽亂鴉。’”
“陶總又發詩興了！陶總，你是下午的飛機？”
“是，下午三點。”
他們沈默了。陶總看出她的心情。
“你喜歡日本嗎？”陶興本問。
“我也說不清。”
“日本從戰爭家到建立現代文明，是個奇迹。法西斯日本是一種文化，現代日本又是一種文化。中呢，文化大革命是一種文化，今天的中又是一種文化。一個民族如何走出混沌走出愚昧應該看看日本。”
“陶總，你是大老板想法都是大大的。”
上野公園是傳統的日本了，這建築這景大概是幾百年前的樣子。公園的牆外則是現代的大都會。
“余同怎麼樣？”陶總問。
“別提他——我不想提他。”
“吵架了？”
“陶總，我說了別提他！”
紅旗火氣上來了。她怎麼會在陶總面前發火？
“還像個孩子！”
陶興本故意笑笑。于是他說起上美的事，東建公司准備接一個拆裝二手軋鋼設備的項目。他說起在美的見聞，但是紅旗總是打不起精神來。
“陶總，走吧——到我那兒去！”紅旗忽然說道。
“去你那兒？沒時間了。”
“不”
紅旗一把把陶總拉起來，拉著他出了上野公園。
“出租車！”紅旗大叫。
“人家聽不懂你的話。”
陶興本還沒笑完就被紅旗塞進了出租車。
他們到了我孫子進了紅旗的“家”門。紅旗的兩只收拾好的箱子放在地當中，沙發上堆著紅旗丟出來的佟同的
物。紅旗把亂七八糟的物撲橹到一邊叫陶興本坐下。她開始說她和佟同的事，從ｓ市說到東京，從東京說到福岡，從福岡再說回東京。說著說著眼圈紅了，強忍著。陶興本拿出煙抽，不說話。她忍不住了眼淚奪眶而出，就在這一刻她撲進陶興本的懷裏。
“好了好了……”
陶興本撫著她的頭。她雙膝跪在地上，雙手緊緊抱住他，淚泉湧一般地灑在他的領帶上襟上。
陶興本掏出手絹捂在她臉上。她還是哽咽不止。她哽咽的咳嗽起來。陶興本給她拍背。
“好了，哭出來就好了！”
她忽然擡起頭張大了淚眼。
“陶總，我跟你走！我跟你回！”
“沒機票怎麼走？”
“我有機票！我到機場簽字就可以走！”
陶興本用浸透了的手絹擦她的眼睛擦她的臉。
“你始終沒見到佟同嗎？”
“嗯。”
“你還是要見他。不管將來怎麼樣，你都要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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