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我的大學第3節上一小節]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
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作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複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
，三十余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麼猥瑣地嚴肅著。仿佛權力又極大，與系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影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贊“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
眼看見他在系裏拍著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裏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著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作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複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醜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
替複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複旦食堂用鋼精勺敲著鐵飯碗，一邊哼唱樣板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著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
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
犬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爲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抛賭注。
“四大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哎，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系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著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麼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只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嘛那麼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著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爲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麼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只穿著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裏正好空一張
，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複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呆子，不願卷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
，便拍拍
兜說：“材料都在這裏。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抛出，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實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于定不成什麼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于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産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製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于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複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爲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于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系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爲“壞人”的經過，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麼？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只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著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甯式的智慧型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只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的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
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啓示，卻怎麼在外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麼？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呣”。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不說一句違心話，不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爲只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幹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于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麼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老師將我和她編在一組，交給我幫助她提高“寫作
平”的任務。
我第一次看她寫的東西，是學期個人總結。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用，一“逗”到底，最後一個實心大句號。而那字，像稻田裏
的秧苗，一律傾斜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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