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京華聞見錄第1節上一小節]急急地就往大樓奔去。
沒想到在樓口又被一站崗的士兵橫臂攔住，朝我要在大門外傳達室填寫的“來客登記單”。可我在院內急急走著時隨手扔掉了。
士兵說：“你找回來。”
我見那士兵是個沒法商量的人，無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邊走邊找。院裏有兩個人站住，好奇地瞅著我，大概以爲我丟了錢包或什麼貴重的東西。
還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責，認認真真地用手撫平展了，才敢持著重新入樓。
終于進入樓內，先前那種孩子見到了姥姥般的
情，一掃而光。院門樓口，雙重警衛，不算“戒備森嚴”，也可謂“步步設防”了。我懷疑自己來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麼兵種的司令部。
上樓時，就一級級走的很穩重，怕毫無精神准備之下，又從哪裏冷不防閃出一個士兵，被攔住盤查。
還好，也就兩重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層樓，碰到一位五十余歲的男同志，問他“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在哪一房間。
答曰：“還沒成立啊！”
我著急了，一時怔怔地竟不知說什麼好，汗也頓時淌了下來。
他見我急成那樣，說：“有一個人可能將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問問。”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會兒，那男同志引來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問我：“你是來報到的？”
我說：“是。”
又問：“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說：“複旦。”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回哈爾濱——我
兜裏只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她聽了我的話，以爲我有什麼特殊的隱衷，又問：“北京沒有戚？”
我搖頭道：“沒有。”
再問：“也沒有同學。”
我搖頭道：“沒有。”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三天後你來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裏去？頭腦裏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著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周年。複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討論，擔任記錄員。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幹……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
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仿佛句句都須經過思考。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複和平反，但毫不自輕。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內心的剛強自尊。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我沒與他交談過。因爲過于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將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身爲討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別人發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
。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煙。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就不太對勁。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象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覺得吸煙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願說，只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于小資産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雲雲。
這使我很惱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別人在大庭廣衆面前貶低。于是下午繼續討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那只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並未說過話。我對自己所尊敬的人，只願將尊敬放在心裏，不願溢于言表。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著我。神態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産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産階級”的情調，我認爲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爲止，我認爲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這番話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後，衆人沈默良久。沒人支持我，也沒人反對我。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著又開了一天半會。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著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隨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著並不濃密的頭發，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爲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安憶並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爲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著一本什麼書。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于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于禮貌不得不回答。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她說話極快，標點符號不分明。給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內涵廣泛的，是只適于用筆而不適于用話表達的。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內心裏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于禮貌，陪坐了幾分鍾，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格就這樣，你們別見怪。”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複了。你畢業後，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爭取。”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她沈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裏，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裏來。”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你可別以爲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你長的像上海人，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格了。我喜歡北方人的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爲《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不認爲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爲自己還不壞。從複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爲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將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將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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