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的曆史學家們，以及稱之爲《年報》雜志派的人們，他們的工作最近以來也集中力量向大衆介紹。去年秋天和美年富力強工作能力正旺的曆史學家們生活在同一校園裏，他們的工作是寫經常教學用的書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專業的讀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從盧羅阿·拉杜裏的著作開始。前面業已提到，我當時正打算完成《談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岩波研究叢書）一書的定稿，關于法中世紀以及文藝複興的民俗，盡管有渡邊一夫以其明確的觀點寫的東西，但是爲了使年輕的讀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識，能夠同渡邊寫的聯系起來，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間裏讀那些書。我曾讀過拉布雷敘述他們的學派創始者之一魯西安·費貝爾事迹的書，所以讀起來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詳細提到，到巴克萊分校前來講演遍及世界的核狀況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機的英曆史學家e·p·托姆斯其人，對于問題意識的悲劇
實際情況並不執拗，而是理智的豁達，格明朗，講話強勁有力。我對他印象很深，讀過他作爲一位曆史家工作之一而寫的書，總而言之，學問的質本身創造人的品質，而且他還堅強地反對並抗議核武器，所以我對他懷有充滿敬意的信賴。（《魔女與夏裏巴裏》，新評論社出版）
該論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維斯的工作，這篇文章裏也有。最近翻譯出版的《顛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庫克主持的研討會的文化人類學家以及跨專門領域的學者們之中，看看戴維斯的工作
于領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認識清楚托姆斯、戴維斯等等曆史學家們的工作，對于使同時代的所有文化問題活化是多麼有效。（岩波書店出版）
他們和她們，以及早已逝世的林達夫在他一生的最後著作中，不是以對話的形式而是獨自書寫的形式完成的最後作品《精神史》上，無不對于曆史家的定義作了如下的規定，而他們和她們是與此定義完全相符的人。“曆史家，如果真的名實相符，除了是他人寫的‘曆史記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須是一個經常隨機應變，或者使時代、時間逆行，或者橫向滑行，有時還要把鍾表的時針停下來，自由自在跳躍旋轉的人。必須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門，是強製進行最極端的
作的。如果向古代傳統尋求‘精神史’的守護神，那麼，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庫利奧，也不是阿波羅，確實應該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別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爾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愛的朋友中的學者、藝術家們創辦冠以海爾梅斯之名的季刊雜志，希望曆史學家們向這個雜志寄稿。我邊讀渡邊一夫的著作，邊整理連續講演的記錄，同時也看法曆史學家的工作，這裏不妨列舉一個頗感具
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邊一夫的《泰平日記》中，從佛朗索瓦一世時代的一個市民的日記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發生了令人吃驚的瘋狂事件。即：五六個人騎著驢，戴著綠
呢絨頭巾，在市內十字街，特別是法院大廣場的大理石臺前，拿著一張卷軸紙，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種荒唐話，和演滑稽戲一樣，實際上是另有打算。這些人特別喊得凶的是‘王要死，賢人們隱蔽之，呆子們全出來’，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監禁在西班牙的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鎖起來不讓大家知道的事終于流傳開來的結果。……攝政太後要求巴黎市副長官莫蘭罰他們……但是根本沒有執行。據傳說，這些人是最高法院書記會的書記員。
這件事渡邊一夫理解爲確如日記作者的結論，是政治意圖的行動。也就是被禁止示威遊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戲，實際上是自我顯示的政治行動。我對這一結論是贊成的，但是也認爲，既然有滑稽表層，自然就有滑稽深層，應該強調兩者的活力，所以我對年輕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說：
如果這僅僅是政治的事件，那麼，既然攝政太後已經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長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來了。因爲事情是最高法院書記會的人們幹的，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沒抓他們，還在事件的背後不僅僅是政治，用宇宙論的說法就是法人自古以來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長官莫蘭是不是對此感覺很深？
不過，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發生的最高法院書記會的書記員的滑稽戲，僅僅是幾個人一時沖動的偶發事件，我的話應有的說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曆史的佐證，巴克萊分校的曆史學家告訴我要讀《年報》雜志派的y＝m·貝爾塞的《節日與叛亂》，從那本書上我找到確實合適的一段。這本書有日譯本（新評論社出版），所以引用該譯文如下。
中世紀的胡鬧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製度的，這個製度規定，各社會團自己演滑稽戲，自己表演自己，用這滑稽鏡子照出自己醜態，而且規定這是一項義務。隸屬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書記表演小組，是由年輕的律師、檢察官構成的，這是一個這種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鬧審判的時代。但是，這個傳統到了１５世紀被嚴厲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紀成了已經是惟有宮廷裏年輕貴族們才耍鬧的一種遊戲。
就這樣，民俗傳統的滑稽戲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權力的壓禁。然而該政權的危機表現在群衆面前的是軟弱無力，這也是對權力的一種反饋。明白這個過程，我以爲就能夠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時代一個市民的日記，以及渡邊一夫解釋的意義。
也是這本書上，貝爾塞詳細論述了從節日祭祀移向叛亂——如果讀一讀同一主題的另一冊著作，即：魯羅阿·拉杜裏的《傳說的狂歡節》，就會看到更強烈的魅力。這本書也和貝爾塞一樣，同是樸實無華的作者寫的書，兩者一齊讀，更能准確理解原意，我以爲這是給非專業人員用的——的過程，同時給節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義：“節日祭祀，一定以某種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該時代的精神。”這不能不使我對于自己從事的文學來一個根本的反省。
我以爲自己對于文學，和同齡的曆史家貝爾塞對節日祭祀一樣，一直未停止過思考。我認爲，文學，一定以某種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該時代的精神，或者說必須反映。我必須明確地說，也許有人說，這並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義的定義，但是我自己把過去許許多多的聯系在一起，受同樣表現的貝爾塞簡明的表現所啓示，才能發表這樣的見解。我開始表明節日祭祀與文學有相似之的見解，是借助于曆史家安利·魯菲普爾的巴黎公社研究，至于對兩者的綜合，在我眼前架起聯結兩者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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