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的夏季已過，只是感到季節的循環如此，其實並沒有覺怎麼難熬，不過也確實慶幸一家平安。就在這樣氣氛之中的一天，晚刊報紙死亡報道欄的一則標題卻立刻使我緊張起來。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給我們帶來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該怎樣告訴身有殘疾的兒子。我和妻子仿佛額頭碰到額頭一般低聲商量一番。那條報道是這樣寫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學名譽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點１８分，因肺氣腫于東京都板橋之日本大學板橋醫院逝世，終年６７歲。／……專業爲腦神經外科學。曆任第三十屆日本腦神經外科學會會長，第十屆日本臨
電子顯微鏡學會會長。”當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遺
前得以拜讀先生于２１年前寫的一頁日記。日記上寫的是給一個新生嬰兒也就是我的兒子作頭部手術獲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學家的文筆，記敘簡明扼要。文章提到當時我這個年輕的毫無經驗的父
，滿懷焦慮不安，聽到終于度過這個難關時如何高興的反應。的確如日記所說，由于森安先生出
的手術，兒子才開始明確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這父和兒子一起得救，這種想法至今銘記在心。我記憶之中，當時先生比現在的我還年輕，修養極佳，舉止文雅，意志堅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學技術家，如此等等印象極深，一位救人的人，這形象特別鮮明。
近２１年之間，兒子的身不斷地出現障礙，我和妻子之所以沒有過于膽怯，沒有喪失勇氣而甘于失敗，完全由于先生在緊要關頭一定采取適當措施救治和給我們以鼓勵的結果。現在先生逝世，我們今後將無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們之所以爲先生的逝世感到仿佛心靈的支柱折斷一般哀痛，是因爲有一個智能發育較晚的兒子，但是畢竟隨著年齡長大，再加上先生的關懷，他也漸漸適應社會了，現在能在區立福利作業所勞動。我們夫妻悄聲說的就是這些話。
說話的次序可能顛倒，快到動身前往吊唁的時間了，我終于告訴兒子：現在從報紙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並且把那條消息讀給他聽。開頭，兒子好像遭到沈重的一擊，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對于報紙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說，一概不能如實接受。然後也不知道他是發火了還是討厭我的話，立刻把我的話打斷，大喊大叫地說：“過６０歲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時沈默無話，他也不再說什麼了。
從先生住宅出來，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飯館①，這是我們家從來沒有的習慣，去了這裏，是因爲妻子太郁悶難解的緣故。難怪她心裏煩悶，因爲先生去世對她來說的確是一個巨大沖擊，其次便是兒子說的那句話——兒子不過是從過去的學校裏或者現在的作業車間偶爾聽來的帶有厭世情緒的話，在家裏像念臺詞一樣重複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氣。
①原名“壽司”，與四喜二字恰好諧音。製法是把米飯抖上醋和鹽，平攤在紫菜上，再攤上魚、肉、菜等等，卷起來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當點心，又可當快餐——譯注。
我和妻子之間的談話當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顧我們兒子達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兒子卻說過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無情無義，妻子爲之憤慨是理所當然的。我對妻子說，兒子的話根本不會拿這事當玩笑逗樂，但是，對于他受到此番打擊的結果如果不注意費些時間觀察下去，只對他這話的表面斤斤計較，是否有些膚淺？比如，我們本來擔心兒子一聽到這消息可能號啕大哭，弄得我們束手無措，但是還把這消息告訴給他，然而他卻把感情深藏內心，保持著表面看起來平靜的態度，現在我們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
看門守戶，他那反應還不是最壞的呢。我這樣說著也漸漸和妻子一樣陷入憂郁之中。
第二天，因爲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兒子，一整天什麼話也不說，飯也是自己一個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間一躺，對著電視新聞欄目望著，但是不看節目，向來喜歡聽的超短波廣播節目也不聽了，整個一個人退回到小時候那副模樣。星期一淩晨３點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我，心裏總是不安便醒了，因爲好幾次都有前兆——也許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訴過我，兒子犯病之前也曾敲過牆，反正我醒來去看他的時候，兒子連身也沒翻仍在睡覺——隨後便是兒子身僵硬，脖子往後仰，呼吸急促，發作的程度從來沒有這麼厲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邊，別的毫無辦法，等他發作完之後再過一會兒，兒子照例充滿感激之情地說：“又是爸爸來救我！”到這時候他的發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舊沈默不語的情況以及他發作的情況告訴妻子之後就睡下了。午飯之前起來一看，兒子在昨天還毫無興趣的錄音機之前擺起架式戴著耳機呢。據妻子說，仔細聽了一下耳機漏出的細小聲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鳴曲第二號”。下午開始，我們叫他他也答應了，一到晚上，就開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項智慧型活動——作曲。五線譜紙上開頭就是“m安魂曲，e小調”。
據兒子說，他生下來的時候的重大疾病經先生給他治好，這事他聽過無數次，銘記在心，而且自己記事之後一個接一個的難關都是經先生之手才得以度過的。先生作爲一位醫生，而且對我們多年來始終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們的敬愛，然而我們卻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這對我們無異于突遭暴力一擊。我兒子對于消息本身和告訴他這消息的我，乃至對于外界社會，一律排斥和拒絕，這就是兒子的第一階段。緊接著便是第二階段。這種排斥和拒絕持續下去，並且非常頑固從而進入第二天，便是發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樂，通過自作的送葬進行曲的奏鳴曲悼念他所敬愛的人之死，終于以其自作之曲達到他誠心誠意地表達了他內心的哀傷與追悼的情思。最後兒子複歸于家庭，乃至複歸于社會。關于精神醫學，我連啓蒙的書都沒讀過，兒子受到巨大的沖擊之後，我觀察他從痛苦中恢複過來的過程，我覺得他的發作——我以爲類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
于重要位置。
和殘疾的兒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幾乎是沒有任何預示就表現出幼時的舉止，必須觀察他的內心世界，而且是盡可能地想方設法地多方面觀察他的內心世界，這成了我們家庭生活的基調。這種觀察給我們一家帶來的效果，是給我們打算從受束縛狀態之下把兒子解放出來的設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氣。這次，我們觀察到兒子對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態度這一發展過程，才使我和妻子從悲哀的籠罩中回到平靜。這樣卓越的醫生之死，對于許許多多的人來說，當然是無可彌補的巨大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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