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傍晚,天氣終于變得溫和,不那麼炎熱了。此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蘭德爾坐在威尼斯大道旁的多尼咖啡廳裏,等著羅伯特·萊布朗的到來。
他漫不經心地玩弄著面前桌上裝有飲料的玻璃杯,他一口也沒有喝,頭卻不斷地從左轉向右,又從右轉向左,仿佛是在看網球比賽一般。他觀察著那些在一排排的桌子中的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顧客。
如此這般焦急地盼望,令人很感疲勞。他對自己說,萊布朗會按他答應的時間趕來的,他于是放松了一下,按摩著自己頸後繃得像電纜線那麼緊的肌肉,使自己能利用這段悠閑的時間任憑自己去回想。
從星期六傍晚與萊布朗分手到約定星期一下午會面這段時間,假若他不自己驅使自己拼命幹工作的話,這難熬的等待是難以忍受的。星期六晚上他沒有幹什麼,這是真的,因爲萊布朗走後,特別是在電話上與惠勒吵了一架後,心情煩亂,無法幹什麼有意義的事情,那時,他在房間裏吃了點心後,就開始思考即將發生的事。如果——且不管惠勒對僞造品的嘲諷,——萊布朗真的帶來了僞造品的足夠的證據的話,自己又該怎麼辦?下一步該采取什麼行動?他應到惠勒、戴克哈德或其他出版商那裏,把證據擺在他們面前,迫使他們承認無可否認的事實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們故意否認真相怎麼辦?那時怎麼辦?他們不大可能對關于僞裝品的真實證據無動于衷,但如果他們真的置之不理,又將如何呢?
蘭德爾已仔細想過是否還有別的方案,不過只把它們視爲可能。唯一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的事,除了發現真相時淒涼的感受以外,自己還會得到什麼呢?對真相的渴望只能帶來自己重建的信仰的毀滅。管它淒涼與否,只要做到問心無愧就夠了。
昨天,幾乎整個白天和晚上,他確實在幹他職責之內的工作。他的名字仍然列在“第二次複活”的工資支出單上,他認爲他正在做的事是他的責任。但那是一項進展緩慢,實行起來很辛苦的活動。一旦把他的調查和將要出版的東西作比較,所有對《際新約》的贊譽就會不值一錢。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宣傳《
際新約》是不可思議的。因爲他正從事的是一個他認爲是見不得人的騙術。
還有,他打往或接受阿姆斯特丹六、七個電話——氣氛幾乎要凝結了——與他的公關同事們討論宣傳工作的事宜。哦,他們都在——是星期日——但他們都在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奧尼爾、亞曆山大、泰勒,還有海倫·德博爾。他們給他讀了准備的發布事項,他也提出了建議、改正意見,並給他們作了最後的指導。同時,他也給他們讀了自己准備的發布內容,叫他們作最後的編印。
傑西卡·泰勒告訴他——像旁觀者無意中提到的——安傑拉·蒙蒂已經從羅馬回去了。她對蘭德爾沒有回羅馬感到很納悶,並且打聽了蘭德爾現在的一些情況。蘭德爾聽後請泰勒小轉告安傑拉說自己正在羅馬,被一些采訪、約會纏住了,但在星期二前一定回去。還有別的要告訴她嗎?沒有了,除了讓她呆在自己的桌邊准備接羅馬來的電話外沒有別的事了。
不像惠勒,蘭德爾的同事沒有一個問及在這麼忙的時候他在羅馬到底幹些什麼。
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分重大的,第二件則具有決定。
第一件事是給律師薩德·克勞福德打電話,將其從紐約的寓所中喚醒,並命其給銀行打電話以他的律師權利提出兩萬美元給羅馬的蘭德爾,最好是美元現款。
具有決定的事情——只因爲惠勒說萊布朗不可靠使蘭德爾失去了信心——是要進一步弄確切這個他要馬上與之交鋒的出獄犯的身份。蘭德爾的一個老朋友——他們一塊進入了宣傳界——很久以前放棄了公關事業重
舊業,作了美聯社常駐巴黎的記者,住在玻裏街已很多年了。他叫薩姆·哈西,思想敏銳,日日重複的老套也沒有使他木然。蘭德爾很珍視與他的友誼,每當薩姆放假回紐約他們都要開懷暢飲,共敘友情。
所以第二件事是立刻與薩姆聯系上。幸運的是,蘭德爾立刻找到了他。他正獨坐在美聯社的桌邊。
蘭德爾說他需要幫助——是一項調查——並且希望能在第二天下午前得到答複。不知薩姆周圍是否有人可以幫忙。薩姆問蘭德爾需要什麼。蘭德爾想知道1915年法軍是否組織過一個叫做魔鬼島遠征軍。並且想弄清司法部門的檔案是否記載有一個年輕的法人,羅伯特·萊布朗,于1912年因僞造罪被逮捕並被發配到了魔鬼島。薩姆的好奇心被激了起來,他主動提出第二天早晨他本人辦這件事並給蘭德爾回電話。
今天,星期一的早上,以及下午的後半晌,蘭德爾並沒有爲“第二次複活”工作,正好相反,如果惠勒知道,他會指出,蘭德爾是在和“第二次複活”的雇主對著幹。
薩德·克勞福德的錢彙來了,他帶來了惠勒——又是該死的惠勒——說的另外“30塊銀子”,蘭德爾在靠近比亞薩的美快遞那裏取出兩萬美元。這些現金都是大票子,放在錦花大飯店的保險箱裏,准備同萊布朗交換他的僞造品的證據。
在取錢之前,蘭德爾接到了巴黎的薩姆的兩個電話。第一個電話報告道:經過一番仗勢欺人與針鋒相對的較量,防部新聞
的發言人才不情願地允許薩姆到凡桑尼的軍隊曆史服務
去查閱資料。在那裏,管理人員很合作。管理人員與薩姆一道看了很多舊文件,他證實1915年確有一個由圭亞那囚犯志願組成的營參加了戰鬥,這個營稱爲魔島遠征軍,歸皮丹將軍管轄。在名單中沒有叫“羅伯特·萊布朗”的,最接近的一個名字是“羅伯特·拉佛格”。但薩姆並沒有就此止步,他要到司法部再作一些調查,幾個小時內就會有答複。
不出一個小時,薩姆的電話又打來了。司法部沾滿灰塵的1912年檔案上也沒有“羅伯特·萊布朗”這個名字。但是薩姆鼻尖貼紙面地搜尋另一個相似的名字——“羅伯特·拉佛格”。
“並且,史蒂夫,我們成功了——這個僞造者有5個化名。其中有一個是——聽著,我的先生——羅伯特·萊布朗。于1912年被判發配法屬圭亞那殖民地終身服刑。”
萊布朗不可能是假的了,不像惠勒講的,萊布朗一點兒沒說謊。蘭德爾對那個僞造者的故事以及即將到來的證據的信任恢複了。
帶著自信,蘭德爾5點差10分時到了多尼咖啡廳,等待萊布朗的出現。
蘭德爾收回思緒回到了現實,回到他即將要見的人身上。他看了一下表,一下子緊張起來。已是5點26分了!他的目光投向四周,搜索著。人行道上很擁擠,這麼多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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