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窮的塞拉裏昂共和
，約翰·卡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權者。他今年三十來歲，畢業于該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貝（forali bay）大學。畢業後他回到他的老家邊遠又貧困的東方省塞格布韋馬，在聖靈（ho1v ghost）學校當一名曆史與法語教員。他受到學生的尊敬，學生把他當成楷模。塞格布韋馬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像他那樣的人不多。人們有事都來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師，更是他們的朋友。他能幫助學生解開法語動詞中的奧秘也能和他們一起踢場足球。
他
格壯健，很少生病，因此當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半夜醒來感到有點不舒服時，還感到奇怪。他的皮膚摸上去有點發燙，頭有點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場緊張的足球賽之後也沒這樣痛過。當然，他剛從附近的一個村探
回來，那裏的路很難走，而且天氣酷熱，塵土飛揚。所以他認爲是由于旅途勞累而引起的不適，于是翻過身來試圖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頭痛得厲害，肌肉也更加酸痛，並且肯定發燒了，但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約翰生長的地方，瘧疾多得是，因此他認爲他是得了瘧疾了。在塞格布韋馬和非洲其他許多地方，人們一旦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診斷爲患了瘧疾。成人也如此，盡管他們一生中飽受攜帶瘧疾菌的蚊子的叮咬應該具備了某種免疫力。約翰給校方寫了個便條請假，說明自己病了，然後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甯（這是當時治療瘧疾的標准方法），就上
睡覺了。下午，他覺得好了些，但他發現肌肉酸痛轉到後背底下，而且嗓子開始疼痛。
當天晚上，情況更糟了。溫上升，嗓子痛加劇，肌肉疼痛也更厲害。他開始覺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瘧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溫持續上升，疼痛也加劇，他于是去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就診。爲他接診的伊莎貝爾·金醫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麼病。
拉沙熱！
1976年11月，對紮伊爾的埃波拉病毒的調查結束之後，我回到我剛在塞拉利昂凱內馬建立的項目現場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製定一個研究拉沙熱病的長期規劃。兩項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來做：一是找個住
，二是搞起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政府撥給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裝成一個可用的實驗室。首先我得裝上發電設備，房頂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還得取回我在亞待蘭大買的設備。設備已經到達塞拉裏昂，存放在港口的倉庫裏，但願它完好無損。在塞拉裏昂，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怎樣擺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別是在塞拉利昂這樣貧窮的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什麼東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輛報廢汽車，頃刻之間就會像動物園中的野獸屍一樣，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須到港口去指導把設備安全地裝上卡車，以免設備受損或是被“遺忘”在倉庫裏。
我到達港口後，沿著一條彎曲小道南行，找到貨運經理，他向我擔保說設備完整無損，但不允許我自去作檢查。兩天後我收到倉庫的緊急通知，說我租用的卡車後門不夠大，盛儀器的木箱放不進去，因此我還得再找一輛後門開得大些的卡車來搬運這批儀器，任務是完成了，代價是我幾晚未能成眠。
有了這批儀器，我得通上電源。我在紮伊爾教書時，有擺弄電線的經驗，但是我現在沒有時間，只能雇用當地的一名電工。我想我在旁邊監督著他幹活，一定能保證他把活幹好。當他說他已經幹完活時，我對
座和纜線檢查了一番，似乎沒什麼問題。關鍵的時刻到了，電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個110伏特的顯微鏡上電源，可我卻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電擊，肯定電源接錯了。我又把小點的儀器上電源，結果是一樣。肯定這是根本
的裝接錯誤。電工忙著向我保證說一切都是按我指點的那樣做的，那麼我的手指怎麼會遭電擊，又那麼疼痛？
我懷疑是地線有問題。我打開保險盒，看見裏面的地線都沒有接上，原來是電工把零線和火線接好了，但是地線卻繞成一團，沒把線頭接上。他把我當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釋地線是幹什麼的，怎麼個安裝法。他聽到後就照辦了。我不知道凱內馬其他的建築情況會是怎樣。管它呢，幸好現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實驗室的椅子上
作儀器而不會遭受電擊了。
要使我的實驗室運作，得找些人來工作。我需要四個方面的人選。鑒于我們的工作條件，我不能只要求專業
平，還得對拉沙病毒免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種生活在灌木叢中中等個頭的鼠類，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的家鼠之間。它們是拉沙病毒的載，在胚胎期間就受到病毒感染。它們自己不發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內不斷繁殖，然而卻躲過了它的免疫系統，也許是讓免疫系統誤認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使病毒得以在病人內不爲斷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殘暴和聰明，如人免疫系統缺損病毒就會使無數人終身爲它們服務，而我們至今對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醫治，也不能預防。
當時，從患過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是對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不能防止人們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們再次患病時，病情不會過于嚴重。不管怎樣，我得盡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員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樁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對這事有點擔心，但是也沒必要過分憂慮，因爲不難找到有拉沙病毒抗的人。主要問題在于要找到既有抗而又能勝任此項工作的人。塞拉利昂東方省沒有幾個人上過一兩年學，應征者中最高平的只上過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計算。在這裏除了通過人事關系而獲得少數幾個政府職位外，可幹的工作就是農業，誰有必要爲此而上學呢，因此，我能找到的應征者極爲有限。我也需要會說本地方言門德語（mende）和較通用的克裏奧語的人。最後我還需要掌握基本醫學知識的人。很快，我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實際上，要爲這項工作找到訓練有素的醫生的努力早就失敗了，這不足爲奇，塞拉利昂沒有醫科學校。本地的醫生來自兩條系統，或在西方或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在西方上過學的，回來後一般在弗裏敦找到較好的崗位，或是爲政府工作，這樣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可觀的年金，下午和晚上還能在私人場所兼職。他們很少到農村來。
從蘇聯受訓的人口後則大多到政府醫療系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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