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後，1979年7月晚些時候，我回到了亞特蘭大，准備回“疾病控製中心”工作，並在亞特蘭大享受家庭生活之樂。但沒有機會。我很快聽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發的消息。我們是通過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對于具
情況只有一星半點的信息。我們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紮拉。就是這個恩紮拉在1976年出現了埃波拉，也是爲了這個恩紮拉，我曾從紮伊爾對它進行了史詩般的旅行。附近一個名叫延比奧的城鎮也受到波及。我們聽說有幾個病人已經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無人知曉。首都喀土穆的蘇丹政府遠在恩紮拉的北邊，它再次實施了強行隔離施，禁止到這一地區旅行。顯然，除了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外，它還進一步限製了信息，因爲喀土穆已實行了全部禁運，控製貨物出入傳染區。
根據以前我們對這一致命的、暴發
的疾病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迅速作出反應。這意味著在接到世界衛生組織通知後的24小時內，我們的小組一定得起飛。幸運的是我們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電話，讓我們星期五傍晚准備飛往日內瓦。那樣我們就有時間在星期六早晨會見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但首先，我們有幾個間題要解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確定我們到底要到哪兒去。我們有一張繪製得不好的有關這一偏遠地區的舊地圖，我們撣去了上面的灰塵，並試圖確定延比奧在恩紮拉的哪個部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最有經驗的人員剛剛去了約翰內斯堡，這使我們的問題複雜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有關出血熱的會議，就剩下我們少數幾個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夠參加這一小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萊爾·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項目辦公室外地工作服務部主任。萊爾有一張寬闊的、帶著笑容的臉和淩亂的灰
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門宗派中的農民，我猜想萊爾能吃苦耐勞的特點是在南科達他州農村的嚴冬裏鍛煉出來的。甚至在“疾病控製中心”呆過時間不長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學家都知道萊爾。他1969年參加過尼日利亞最早的對拉沙熱的調查，因此懂得情況的緊迫。我問他是否能找一個合格的人與我同去，這是一個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任務：他或她得適應強，有冒險精神、願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險的條件。這個人還要能馬上啓程。
我認識萊爾·康拉德已經多年。他的馬廄裏總有一匹馬，需要賽馬的時候就用它。他還有超人的本領，能使別人幹他想要幹的事情。萊爾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們挑選的人未經好好審查，後果不堪設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去紮伊爾，中途經過大西洋時，認爲出血熱不是他的專長，就回去了。他有權這樣做，因爲合同中沒有要求他與像埃波拉那樣的熱病毒的發生作鬥爭。他拖了這麼久才把疑慮告訴我們，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個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幾內亞組織的對該
全拉沙熱情況的調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製中心”給找一位會說法語的人。他們派來了一個資曆不到兩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裏衛生部的辦公室裏見到了這位新招來的人。他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皮短褲和一雙長統靴，腰帶上還挂著一把大刀。我穿著我通常穿的短袖襯
，可能系了一條領帶。他原來是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他念的書太多，要麼家庭裏有政治怪僻，因爲我後來知道他的
在倫敦爲托洛茨基運動工作，幾內亞當時正由一個假冒的共産主義政權領導。這個政權煞費苦心才使這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到發展——是西非發展最慢的家。這的確說明一些問題。我新招來的這個人一定以爲他已經死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天堂。冠楚楚、打著領帶的衛生部長看了眼他的打扮，問他是打算去打仗還是去村子裏工作。顯然，思想的純潔不能代替能力。或許那就是他的服裝風格。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半時，政府讓他離開那個家，由幾內亞人自己完成了這項工作。
我們沒有時間和財力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確信我們找到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人。萊爾沒有使我們失望。
他用明顯的中西部口音說：“喬，我剛爲你找到了一個小夥于，他是個無所畏懼的登山員，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他的名字叫羅伊·巴倫（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
是在腦子裏。但聽起來他很不錯，——直到萊爾又說：“順便說一句，他也從來沒有出過，好好照顧他。”
後來知道，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一項重要調查。根據流行病情報所的最重要的傳統，他將在前進中積累經驗，邊幹邊學。無論怎麼說，他得到了萊爾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們可能需要的設備和供應品。當我們要到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時，我們在特殊病源分部有一個秘密武器：海倫·恩格爾曼（helenengleman）。她是一個肩膀寬寬的、敦實的、儀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許多技術人員見而生畏。她到“疾病控製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軍陸戰隊工作。海倫坐在轉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轉椅就在電話機和一堆記滿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號和數字的分類表的旁邊。她的辦公室裏彌漫著煙霧，她的煙灰缸總是滿滿的。海倫深沈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響。這種聲音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觸怒她時，是自討沒趣。
海倫是一位令難以置信的細致的組織者。她往
腳櫃裏塞的東西比許多人往小運貨汽車裏裝的東西還要多。除了爲我們准備的顯而易見的一些裝備——針、注射器、試劑、顯微鏡玻璃片，抽樣瓶一一她一定還會准備在非洲臨時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帶、記號筆、紙張、鋼筆和鉛筆。海倫把我們所有的隨身用具都塞進了兩個板條箱裏。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沒有帶，那就是可折疊的野外實驗室。紮伊爾第一次爆發埃波拉時我曾使用過。我們現在對這些病毒已經很了解了，認識到主要危險來自注射，而不是氣中的浮質的傳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個累贅，要不是明確規定非帶不可的話，我們可以像在塞拉利昂進行拉沙項目時一樣，就在敞開的工作臺上工作。利用基本預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竟忘了帶手電筒，我們天真地以爲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個。我們本應該有先見之明。
我們又一次沒有時間取得去蘇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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