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第四級病毒第一章上一小節]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裏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
取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書，後來因“行爲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爲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裂的、陷于混亂的、貧困的家。紮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沖突蔓及全，在這種情況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裏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裏被殺了。該校重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複興，我很高興能夠參與。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後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于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幹的泥土，用來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于組織人員到鄉間去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紮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于外交手段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裏，他們的田地抛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裏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損壞，亟需修複。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能辨別
骨是否折了。
當了醫院幹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
上叫起，來到手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前，手裏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一名婦女躺在那裏，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
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鮮血液。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站在孩子的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複。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于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紮伊爾這樣的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我懷疑：單單一個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
人民呢？雖然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在紮伊爾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紮伊爾向美醫科大學申請，純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對美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咨詢的人或機構。過去從未想過要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theuniversity of kansas）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
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學院（duke dlvinitv school）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請，最後我向好幾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斯但福大學、哈佛大學、那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人，不予錄取。哈佛、那魯、斯但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于他們沒有校友在紮伊爾，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過去幾個月裏，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shannon）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分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並且于196＆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叔叔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驚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試。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紮伊爾政治局勢的變化。爲了鎮壓60年代早期叛離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時的雇傭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雇傭軍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雇傭軍，這些雇傭軍便不再忠誠于該政權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雇傭軍集結在金沙薩（過去叫斯但利維爾一stanleyville）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占據了包括電臺在內的一些要害建築物。蒙博托則采取了獨特的對應手段，把全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機構，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其住
。我們的學校也不例外。一天，紮伊爾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機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使任何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後他們就散布在學校和宿舍各，確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走。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得驚人地好，跟他們分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志，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爲了確保我們不得與外界聯系，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機。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剃須刀和其他他們懷疑可能是僞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機件。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機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況。
6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後，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後，7月下旬，我試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那有什麼害呢？”我強調說。
怎麼也不行。
說理升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裏嚇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確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盡力控製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kananga）簡易機場，想法疏通在dc一3航機上弄到一個珍貴的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並沒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氣，像買彩票一樣，沒有常規。“到機場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個座位，”人們這麼對我說。我很聽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和袋子到機場走一趟。
我終于說服了機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機票。這時已是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在金沙薩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8月第一個周未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後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全部所有的錢一116鎊，穿著褪了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的舊咔叽布褲，來到悉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裏。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聽得似乎很感興趣。要麼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麼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爲我安排幾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聽我講述的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複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周內將作出決定。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周多點的時間准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
的住。看見她的在紮伊爾農村曬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兒子的形象，驚駭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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