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路》挨批以後,我們的日子不太好過。患得患失敲曉慶對報刊的評論特別敏感,而且,好像自從劉曉慶落難之後,方方面面、好好壞壞的意見像一塊塊石頭,紛紛而至,目之大,絕對出乎我們的想像。
這其中的很多原因,我不想在這裏細講,當然,最主要是兩種觀念的較量,有很多事情的發生都是很符合當時那個客觀環境的,有許多情況也是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的。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下,自然會有不同的見解,也自然會有爭論。即使是劉曉慶書中提到的人物,對這件事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本來,當初我和劉曉慶是希望借這個機會時幫助過我們以表示感謝。可是,事與願違。看來,許多人雖然願意幫助你,他們也許並不想炫耀,當你讓他們的幫助顯明昭著的時候,他反而會感到不自在,會不由自主地開始疏遠你。
老伊把房子要回去了
或許是因爲老伊要離汗攝製組,准備回家了:或許是我們那裏大自在了;或許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總而言之,我從那裏離開了,但是對于老伊,我還是很感謝的,感謝他那麼多爲我們做的一切。
離開老伊以後,我和劉曉慶就開始了四漂泊的生活。她在崇文閃呆過,在新疆辦事
住過。還在團結湖借過朋友的房子。反正那時候,我們今天住在這裏。明天又要搬到別的地方,真的有一點流離失所的感覺。
我和劉曉慶一定是那種可以共患難的人。越是艱苦的環境。我們之間的感情就越牢固。我們這種寄人籬下,近乎于沿街乞討,找地棲身,朝不保夕的日子,把我們兩人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記得後來,我們在牛王廟借到一比較安定的房子。屋外是風風雨雨。躲進小樓,剩下的就是平和的恩恩愛愛了。
我們談到了很多以後要做的事情。首先,我要盡快調到北京,然後,就是馬上離婚。我們自然也談到了結婚的問題。
這個時候,《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已經收尾,劉曉慶很高興地把這件事情告訴給導演李翰祥。李導演卻給她潑了很多冷。李翰祥告訴了劉曉慶很多香港女演員的做法。後來,他把這些事寫在了一本書裏,在我和劉曉慶鬧婚變的時候,《羊城晚報》上還轉載這本書,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火》,《垂》兩片結束,北影廠讓劉曉慶上了王好爲的一部戲——《南紅豆》。
劉曉慶和王好爲導演已經是第二次合作了,她很佩服王導演。在《潛網》的時候,她認爲王導演的藝術感覺非常不錯,而且,那時候,工導演總是不停地給她規定讀書書目.她內心裏也很感謝。在那個階段,准備在藝術上有所成就的劉曉慶,也在如饑似渴的學習著。
劉曉慶一直關心著社會上對《我的路》的反映。只要報上一有什麼批評的文章,就使她好幾天都高興不起來。爲了讓劉曉慶快樂,我經常要出一些節目逗她…
當時雖然演出賺了一些錢,但我們都舍不得花,把所有的錢都存了起來,平時呢?還是摳那點工資。
我拿什麼給這個我一直擔心養活不了的愛吃的小人頭呢?
那時候,我當夥頭軍,經常會跑到街上買一些帶皮的豬肉,然後用來燒梅幹菜。
我總是盡量地把飯菜做得好一些,剩下的時間,我們就一起談她准備接的《北紅豆》,談她即將扮演的魯雪芝。我還教劉曉慶怎樣燒東北的大土炕。
當時電視裏正在播放一個特別好的節目——《鼬鼠的故事》。我突然發現,原來劉曉慶那麼愛看動畫片。每到這個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馬上放下手裏的事情,湊到電視機前,全神貫注地盯著熒光屏看。當時中還沒有放過《米老鼠與唐老鴨》,所以一部《鼬鼠的故事》就足以讓我們欣喜若狂了。我們尤其喜歡小匪鼠的笑聲,哎呀,真的笑得很乖喲,呵呵……
其實,即使是平靜柔和的生活,也不是永遠沒有爭吵的。當許多報紙都轉載著讀者的批評信的時候,我曾向劉曉慶提議:“你要不要以你的名義在報紙上發點東西”?
“什麼東西?”
“或者是承認自己考慮不周,或者是希望人家原諒什麼的。”
她激烈地反對著,她一直認爲我這是投降主義的表現,是一個軟骨頭的建議,在很多年之後,她依然拿這件事來笑話我,因爲在我們共患難的那麼多年裏,我只有這一次,讓她做她不願意做的事情,後來事實證明她是對的,我的表現也就成了一個後把兒。
其實我沒有別的目的.只是爲她擔心,希望她不要受到更多的攻擊,希望她能夠生活得更順利一些。我當然不是先知,當然沒有從那本小冊子裏看到它會帶給劉曉慶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富。
又到了分手的時候。我回了長春,劉曉慶和她的《北紅豆》攝製組也離開了北京,到內蒙古的金河林業局,開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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