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毛澤東傳第39節 將革命進行到底上一小節]到臺灣的
民
剩下的一百多萬作戰部隊。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人民解放軍不僅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准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爲工作隊，以便開展新解放的廣大地區的工作。
毛澤東提出了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他說，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但是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城市鬥爭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衆，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産合作的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主義者、民、官僚資産階級作堅決的鬥爭。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産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並爲這個中心工作服務。
對中的經濟狀況，毛澤東分析道：中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
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
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在現代的工業經濟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主義者及中的官僚資産階級手裏。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所有，就使人民共和掌握了家的經濟命脈，使營經濟成爲整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質的經濟。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爲了整個民經濟的利益，爲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對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可限製得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在中革命取得全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實行“對內的節製資本和對外的統製貿易”，是我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
關于對外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不承認民時代的任何外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民時代的一切賣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主義在中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製對外貿易，改革海關製度。“在做了這些以後，中人民就在帝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全勝利以後，我們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家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從來敵視中人民的帝主義，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它們在中以合法的地位。對于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家和人民民主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家做生意。
毛澤東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派、人民團和無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家。
報告的最後部分，毛澤東在熱情洋溢地指出中革命勝利的巨大意義後，提醒全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的滋長，要警惕別人用糖
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說了一句名言：“奪取全勝利，這只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告誡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又強調地指出：我們的理論
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革命的具實踐的統一。”並批評王明所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應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他說：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是學生。現在編了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如果在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他在結論中還談了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⑧
毛澤東的這些重要論述，不僅對迎接全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的建設，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從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兩個半月中，四分五裂的民政府對“全面和平”喊得越來越熱鬧了。
在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兵臨長江、南京城內已微聞炮聲的情勢下，衆叛
離的蔣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南京，由李宗仁出來代行“總統”職務。但蔣介石實際上仍掌握著對民政府殘存的大權，並在籌謀放棄大陸經營臺灣的計劃。李宗仁在蔣介石“引退”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即願開始商談。”看起來，李宗仁政府似乎願意以中共産所提八項條件爲基礎開始和談。其實，他只是想通過和談，同中共實行“劃疆而治”以保住民統治的“半壁江山”。
毛澤東對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爲了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早日實現和平，還是複電李宗仁表示願意同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並托人轉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蔣介石的一套，桂系應准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們配合解決蔣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周恩來在石家莊西柏坡接見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團”名義趕來的顔惠慶、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共和平談判及南北通航、通郵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經過兩天會談，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爲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共十四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爲基礎，一致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就在這一天，李宗仁正在廣州勸說遷往那裏的民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遷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長”孫科的堅拒。一聽到新華社廣播願同他進行和談的消息後，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從廣州飛回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決定了他們的“對共和談三項原則”：
（一）和談雙方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共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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