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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傳》第7節 霹雳一聲暴動

第2小節
中國現代人物傳記作品

  [續毛澤東傳第7節 霹雳一聲暴動上一小節]: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武裝鬥爭。八月九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産guo際赴長沙巡視員提出的“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劃。指出:“組織一師往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衆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已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強調說,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⑩。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將近四十年後,他先後同兩批外guo朋友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guo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麼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guo主義、蔣介石殺人。”⑿當然,從“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到學會打仗,這是需要經曆一個不短的過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衆心理狀態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裏,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回長沙城裏,他又征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guodang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後,群衆對他們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guodang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産dang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dang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guodang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這些新的認識,都是他在實地調查中獲得的。

  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從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對會議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他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第一,舉什麼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時,打的是“guodang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中共中央還認爲,湖南guodang左派的下級dang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更需要團結他們共同鬥爭。毛澤東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産dang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左派guodang旗幟”。

  第二,暴動問題。當時,中共中央也好,dang內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認爲暴動主要應該依靠農工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于失敗。”這是中guo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控製著全guo政權的guodang正規部隊,如果單靠地方xing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爲骨幹,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guodang軍隊作戰時通常終歸于失敗。這已有不少慘痛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對這個問題抱反對或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澤東便以強烈的語調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dang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杆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第三,土地問題。八七會議決定的是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澤東提出:“中guo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沒有好多被沒收者。被沒收的土地既少,貧農要求土地的又多,單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並且提到:“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必須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安cha。”

  第四,暴動的區域。當時,原定作爲起義中心區域的湘南的局勢已起變化。由于唐生智部隊南下,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湖南省委經過反複討論,認爲“以dang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據省委書記彭公達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湖南秋收暴動以長沙暴動爲起點的計劃,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不同意見。

  八七會議雖然正確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guodang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來實行這個總方針,還有許許多多未曾得到解決的問題,dangchu理這些新問題又十分缺乏經驗。能夠在這樣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上,如此旗幟鮮明地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産guo際代表不同的意見,確實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過人膽識和求實精神。難怪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要說:“我dang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和毛澤東的信件後,在八月二十二日召開常委會研究。在討論中,有的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杆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說中央才是“純粹信任群衆力量,以軍事力量爲幫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複信,雖然在原則上表示以長沙爲暴動起點的計劃是對的,但又批評說: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並且提出“此時我們仍然要以guodang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如果就抛去guodang的旗幟、實現蘇維埃政權,“這是不對的”;還主張在土地問題上“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這些批評和指責,顯然是tuo離實際情況的,說明中央要改變已有的成見、傾聽並接受毛澤東來自實踐的呼聲,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複信采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符合實際情況的部分貫徹執行,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複。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寫道:中央複信“指出此間兩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如兄所說”。第一,“兄chu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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