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當中的經濟情況日益好轉,形勢要求中共産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爲發展生産力,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突然降臨在中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對于周恩來來說,是突然的。他沒有思想准備,被動地卷入了這場狂風暴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張春橋合謀,“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吳晗
《海瑞罷宮》這一文章。當時,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務院總理,江、張等約定向周恩來封鎖消息。文章寫出後,江青說:“不叫周恩來青。”《評<海瑞罷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彙報》刊出,《人民日報》被迫轉載。轉載時加的編者按,是經過周恩來審閱修改的。他在編者按中強調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說理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討論問題。他是按照學術問題來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劃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開。在這個會上,攻擊了周恩來,說周恩來對文藝創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衆化”的要求是“資産階級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來忙于八個省、市、自治區的抗旱工作。他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組的組長,深入各地推動抗旱。3月,邢臺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不顧余震危險,大地還在顫動,他就趕到災區。接著是陪同阿爾巴尼亞政代表團在我參觀訪問。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出所謂“第一張”大字報,煽動揪鬥老幹部,沖擊各級委。周恩來批評了這張大字報,但是康生背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了在外地的毛澤東。大字報在電臺播出了。之後,周恩來率領中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回後,又忙于接待尼泊爾王太子比蘭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時,已經是毛澤東批評派工作組的時候了。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對這件事承擔了責任,說: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他同時保護他說: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討論《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周恩來和陶鑄商量並經毛澤東同意後,刪掉了原稿中的“黑幫”、“黑線”一類提法,加入了不少限製的政策規定,如嚴格分別兩類不同質的矛盾,對幹部隊伍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衆;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把運動與生産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林彪、江青一夥打著“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後唆使學生、紅衛兵“造反”,“火燒”、“炮轟”各個方面的領導幹部,意圖搞得天下大亂,以便他們亂中奪權。內外廣大幹部憂心忡忡,希望中央穩住局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極力平穩局勢,但做起來是十分艱難的。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領導權由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把持著,而且顯然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這是一種非常錯綜複雜的局面,這是一場持續而曲折的鬥爭。
有的外作家描述道:“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缰之馬的背上,並最終製服它。”
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像洪猛獸,這時已沖擊到地方政領導機關和經濟部門,紅衛兵沖擊機關,揪鬥幹部的事不斷發生。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聯絡什麼呢?他是要把洪納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務院的名義在聯絡總站內設立辦公室,及時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接著,他召開紅衛兵座談會,宣傳、解釋的政策。從8月下旬到12月中這三個多月時間裏,周恩來參加紅衛兵的大型彙報會、座談會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就更多了。有些會長達四五小時,有些會通宵達旦,他千方百計引導青少年按的政策辦事。周恩來在講話中,一再指出建以來的17年中,和政府的工作成績大于缺點,要區別兩類不同質的矛盾,對幹部要一分爲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並不等于“黑幫”。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諄諄告訴紅衛兵:“不能說全中的大學、中學所有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政機關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些領導機關的某些領導同志犯了錯誤,而這個錯誤即使是某一個時期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也不能劃等號就是‘黑幫’”。“所以,不是說一切領導機關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
學校“停課鬧革命”了,幼稚的青年們沖向社會,開始了遍及全城鄉的大串連,到“造反”,社會動蕩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來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關于抓革命促生産的通知》,報毛澤東後發出。其中規定:各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當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抓革命和抓生産、抓業務等兩個班子;“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各生産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等。這兩個文件發下去後,各級委松了一口氣。它們維護了生産建設戰線和城鄉基層單位的相對穩定,製約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壞影響。
這月下旬,周恩來主持批轉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于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政機關、群衆團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建議,報毛澤東同意後發出。同日.又報毛澤東後發出中共中央指示:學生和紅衛兵不到醫院串連,醫院內部按上述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的建議辦。周恩來還專門加了一句:“已經有紅衛兵組織的,不再進行發展,也不再進行內外串連”,要他們自動地取消。
這月底,周恩來在審閱《人民日報》慶社論稿時,認爲“將兩類矛盾沒寫清楚,這對當前運動的領導會發生影響”。並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17周年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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