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丘吉爾傳２ 殖民地事務部次官上一小節]在他們開始遊泳時——如果他們會遊泳的話，不過我對此卻十分懷疑——偷走他們的
服。”
大選結束後，丘吉爾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務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充分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年輕有爲、富有首創精神的大臣。他與他的頂頭上司額爾金勳爵年齡相差懸殊，
格迥然各異，閱曆和修養自然也有很大區別，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摩擦。對此，額爾金勳爵似乎早有思想准備。他後來回憶道：“當我接受丘吉爾爲我的副手時，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會是輕松的。”額爾金不得不耐心地聽取丘吉爾關于各種問題的高談闊論，但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見，把問題的最後決定權
在自己手裏。他說：“我決心讓他接觸一切政務，但要對他有所控製。”
殖民地事務部有一位官員曾寫道，丘吉爾時常“同額爾金勳爵呆在一起20分鍾，或半個小時，他在房間裏一邊來回踱步，一邊滔滔不絕地傾吐自己的看法，額爾金勳爵則幾乎一言不發。直到最後，等丘吉爾說完，他才轉過身來說，‘我不同意你的意見，我也不會那樣做。’然後，不管你再說什麼也別想使他改變主意”。還有一次，丘吉爾爲他的上司准備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備忘錄，他在最後寫道：“這是我的看法。”額爾金勳爵看後什麼也沒說，僅僅批上一句話：“但不是我的看法。”
總的說來，丘吉爾與額爾金勳爵之間的關系
理得還算不錯，倆人平時相互來往總顯得彬彬有禮，在理重大政策問題上往往能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丘吉爾在他們合作將滿一年時寫信給額爾金勳爵，向他表示了自己對他的衷心感激之情，他寫道：
“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感到非常幸運，在第一次參加一屆政府之際，就遇到一位對人信任、寬大爲懷的上司；在理政務的過程中，我從你的教誨和楷模中學習到很多東西，而如果我在別的地方，或許我的一生依然是茫無所知。”
固然，丘吉爾從額爾金勳爵這位比自己年長20多歲的前印度總督那裏學到了不少從政經驗；但從另一角度看，丘吉爾在政治上的敏感和勇于任事的幹勁和銳氣，也給額爾金勳爵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幫助。這一點，在他們合作初期就已經充分展現了出來。
他們倆接掌殖民地事務部後首先面對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南非問題。根據保守
政府與戰敗的布爾人于1902年5月31日簽訂的和約，德蘭士瓦共和
和奧蘭治自由邦被並入大英殖民帝的版圖。但是否讓其實行自治，在英政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保守人認爲讓布爾人實行自治的時機尚未成熟；而自由人則認爲不讓其實行自治即意味著新的武裝暴亂。
額爾金的保守前任艾爾弗雷德·利特爾頓曾草擬過一個帶有折衷意味的德蘭士瓦新法案，建議實行代議製的，但並不具有全權的責任製政府。是接受這一法案呢，還是另起爐竈重新擬訂呢？額爾金主張對利特爾頓法案進行一些修改以使它能夠適應自由的政策需要。而丘吉爾卻認爲，折衷的方案可能會導致致命的錯誤。他在去曼徹斯特參加競選運動之前，提出了一份態度堅決、觀點明確而又頗具說服力的備忘錄。他以自己一貫形象生動的文筆寫道：
“我們已經放棄了一個有用的防禦陣地，那就是皇家直轄的殖民地政府。……利特爾頓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確保長治，也不能保證久安。放棄了山頂的防線，必需要轉移到另一道防線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則是致命的。下一個防禦陣地是什麼呢？我認爲，現在還不可能拒絕在德蘭士瓦建立一個由行政長官負責的代議製機構。”
這份備忘錄是丘吉爾在其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所寫的第一份重要務文件，它給額爾金勳爵和大法官洛爾伯恩勳爵都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它使殖民地事務大臣認識到，在南非自治問題上，還是同保守的折衷政策徹底決裂爲好。
1906年4月，在下院關于南非自治問題的辯論中，丘吉爾發表演說認爲，與戰敗的敵手實行和解是保證英對南非統治穩定的頭等大事。他說：
“在下院，有關南非政治問題的各個思想派別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我們認爲，南非的英當局必須用兩條
站立著，那些持反對立場的尊敬的先生們則勞10年，使它用一條站立著。我們知道，在這方面，如果要使英在南非的統治持久穩定，則必須長期取得荷蘭人的合作。”
丘吉爾的這種政治策略思想是他的一貫思想。後來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一書中，又對此展開了更深入的論述，並爲自己這一頗富機智的、具有辯證觀點的政治策略思想感到頗爲自得。他寫道：
“不僅對南非應當這樣。我認爲，我們應當征服愛爾蘭人，並且隨後給他們自治；我們應當把德人餓到待斃，然後再爲他們提供糧食；並且我們在平息了英大罷工之後，應當設法解決礦工們的困難。我經常遇到困難，因爲很少有人采納這種意見。我有一次被邀請爲法紀念碑寫一碑文。我寫了這樣幾句話：‘在戰爭時，堅決。在失敗時，反抗。在勝利時，慷慨。在和平時，仁慈。’結果這碑文未被采用。錯誤在于，我們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兩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善于打勝仗的人卻不會理和平，而那些善于議和的人又不能打勝仗。若說我兩者全會，那大概爭論就會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政府公布了新提出的德蘭士瓦法案，決定讓布爾人的共和在英帝範圍內實行自治。這個由丘吉爾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經過辯論獲得通過，于1907年開始實施。
在此期間，華工問題一度又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中勞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實，尤其是英南非總督米爾納勳爵允許以鞭打懲華工的違法行徑被揭露，在英激起了一片譴責“華工奴隸製”的輿論熱
。但是，因爲政府無權吊銷已經頒發的許可證，坎貝爾—班納曼內閣所能作的只不過是不准再行招募華工而已。大批自由後座議員提出譴責米爾納的動議，自由領袖則從根本利害關系出發考慮要否定這項動議，並把這一困難的任務交給了本來因華工問題而感困擾、進退維谷的丘吉爾。像通常一樣，丘吉爾預先作了精心准備，演說雖然達到了預期的結果，但仍然是失敗的。它引起了保守人的憤怒；連王都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在寫給丘吉爾的
戚倫敦德裏夫人的信中說：“你這個戚的行爲簡直使人反感之極。”
1907年4、5月間，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各自治領政府總理參加的討論殖民地問題的帝會議。丘吉爾在會上應邀就帝特惠製的政治方面的問題發表了演說。
會後不久，丘吉爾開始了他的非洲之行。他途經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到達肯尼亞的蒙巴薩，然後乘火車前往內羅畢；途中還曾暫作停留，參加了一次獵捕犀牛的令人激動的危險經曆。然後他沿著通向烏幹達的鐵路線行進，繼而乘汽船渡過維多利亞·尼亞薩湖進入烏幹達。接下來是一段最艱難的徒步旅行，丘吉爾一行帶著400多名當地民工，穿過叢林勘探把維多利亞湖與艾爾伯特湖連接起來的鐵路線，最後到達尼羅河的源頭，乘船到達喀士穆。1908年1月中旬，丘吉爾一行返回了英。在此行中，丘吉爾連續爲《濱海雜志》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非洲情況的文章。後來丘吉爾又依舊例對其增補編撰，以《我的非洲之行》爲題，由霍德和斯托頓出版公司出版了單行本。書中提出了一些開發非洲、在烏幹達進行家社會主義的實驗的設想。
在理繁雜的殖民地事務的同時，丘吉爾也未放棄對內事務的關注，並進行著有關社會改革問題的思考。1906年初，他在爲厄普頓、辛克萊描寫芝加哥肉類加工業工人生活的小說《叢林》所作的評論中說：
“這本書促使那些從未對社會基礎進行過考慮的人們停下來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廠法、衛生法和勞工傷殘補償法所做的廣泛而複雜的規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這是議會成年累月費力搞出來的。”
同年10月，丘吉爾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說中提出：
“我認爲，家應該日益成爲勞動力的後備雇主。遺憾的是，我們並未把鐵路抓在自己手中，我們還可以更好地利用運河來做一些事情。既然我們大家一致認爲，這個大廳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屬于進步，那麼家就必須更加認真地關注殘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應該關心兒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勞動的最低標准，並隨著生産力所可能允許的增長而不斷提高。”
丘吉爾曾在非洲之行即將結束、返回英途中，預定于1908年1月底在伯明翰發表關于社會改革問題的演說。爲此他寫信給商務部勞動統計局局長阿瑟·威爾遜·福克斯，向他請教關于運用德在職業介紹、殘疾保險等方面的經驗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將德
製中的成功經驗移植到英來，以便“在比較低
平的家保險的基礎上，加強現存的社會保險機構”。他想在伯明翰的演說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資標准，確立保險製，以使人們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弱以及競爭失敗而喪失生計，這將是我演說的主題”。
與此同時，丘吉爾還對軍事産生了濃厚興趣。1907年，他與海軍元帥費希爾建立了密的關系，這使他有可能比較詳細地了解正在改組中的海軍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前景。
丘吉爾在內事務和軍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會白花，因爲，很快他就將在這兩個方面施展才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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