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的人們常常傾向于對過去時代的愚昧落後嗤之以鼻，自以爲已勝一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們在做出這種估量時要慎重。必須承認，多數人福利的增進以及我們這一時代帶來的巨大的技術進步確實爲人們這種頑固不化的自負感提供了依據。但是，我們的後代們將對這一切做出怎樣的評價呢？難道他們不會得出這一個世紀是放蕩不羁的野蠻世紀的結論嗎？美
曆史學家魯道夫·j．魯梅爾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幹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這裏，若要說這是在回退到那種昏暗年代，那是不貼切的，因爲這種規模的大屠殺是一種現代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于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連帶責任。
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爲宏大的、反對這些作爲本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的作品。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時候恰恰是納粹德和日本帝對世界的威脅已經日落西山、反納粹和抗日戰爭達到尾聲和高
的時候。卡爾·波普爾，也就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後來有一次聲稱寫作這部作品是“他爲戰爭所盡的一份力”。最多可能還有一位同鄉弗裏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許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過類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爾·波普爾19o2年7月28日出生于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與在這些知識分子圈子裏如此多的人一樣，他的家庭對奧匈帝的專製政府製度持懷疑態度。由于波普爾的猶太血統，這種態度在他身上尤爲強烈。這種猶太血統使得他在部分有影響的、日益熱衷于反猶太主義的保守階層中變得可疑。在他的年輕時代，波普爾最初傾向于社會主義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曆還變得強烈），但是，當他在戰後時期的內戰爭動亂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階級鬥爭”所表現的藐視人的一面之後，他又抛棄了它。後來他承認，如果事實並未表明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
火不容的話，他還會一直樂于追求社會主義理想。
不過，政治最初並非
于波普爾的知識興趣的中心。他從1922年開始學習數學和物理，然後修完了木工學專業，然後暫時從教，以便在193o年取得博士學位。1930年，他與約瑟芬·阿娜·海甯格結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終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婦倆攜手度過了一個美滿的婚姻生活。
1935年，波普爾《研究的邏輯》一書出版，該書樹立了他作爲重要哲學家和科學理論家的際聲望。在該書中，他與“維也納小組”的實證主義者們（如魯道夫·卡爾納普）展開了論戰。那些實證主義者們把一種嚴格的經驗分析方法用作爲各種語句是否“有意義”（科學
）或者“無意義”（無科學）的尺度。按此，“有意義”的普通語句總是從“基本語句”中歸納出來，而這些“基本語句”又是基于具
的經驗內容。與此相反，波普爾證明，早在18世紀就已經由蘇格蘭啓蒙運動哲學家大衛·休谟提出的“歸納問題”在此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谟的觀點，歸納從來就不能産生邏輯結論，因爲總是存在一個無知領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種自以爲是的“一般規律”——如果我們把表達方式更口頭化一些的話。波普爾爲了解決這一問題發展了一個方法思路，它已作爲“批判的理主義”寫入了史冊。波普爾認爲，一般知識（表述爲“規律”的知識）總是假說的，因爲它永遠也不能通過歸納得到“證實”。不過，假說（也就是暫時表述的“規律“）在理論上總是通過所觀察到的單一事實（基本語句）證僞。在一個嚴格演繹過程中，通過批判檢查進行經驗上的證僞的可能才確立了普通說法的科學“意義”。
《研究的邏輯》所引起的激烈的學術辯論不久已經被政治形勢所淹沒。在那時，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在奧地利掌握了政權，在這樣一個保守的天主教政裏，反猶太主義已經變得越來越讓人不可忍受。波普爾估計希特勒德不久將要“接收”這一家，對于他這樣一位納粹的反對者和猶太人來說，這將意味著嚴重的生命危險。還趕在1938年奧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之前，波普爾和妻子就開始流亡外。1937年，他已經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大學接受了一個教席。波普爾在那裏遠離歐洲的戰事，首次系統地從事了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1944年，英專業刊物《經濟學》分兩期刊載了《曆史主義的貧困》——該文在後來被合並出版成書。波普爾在文中從以下信仰中推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觀：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絕對有效的“曆史規律”來控製和計劃社會的發展。在這一信仰背後，蘊藏著最終站不住腳的哲學概念即“本質主義”。“本質主義”的出發點是：事情只依賴于概念根據其“本質”所作的明確定義，這些定義然後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把世界構築入邏輯的和普遍適用的關系之中。波普爾認爲，這一“本質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大多歸結到“曆史主義”，也就是對“必然的”曆史發展的可知和可預見的信仰。無論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它們都利用這樣一種目的論的曆史觀。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解釋並拓展了對“曆史主義”的批判。“曆史主義”不僅通過傳播曆史的“解
預期”用一種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總是可能助長暴力的）意識形態理由來裝點革命運動，而且從方法論原因來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後關系到的是一種形式的“整論”，它把“全的”集合概念（比如“社會”、“階級”或者“家”等概念）如此對待，似乎它們要比只是出于舒適理由而選擇的對複雜的事實關系的縮略要來得多。這一行爲把集合當作一種能夠有著一個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順序的東西來理，必然會導致人們在政治中可能選擇一些似乎作爲“整社會的”、相互聯系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的方法和思路。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爲“烏托邦社會工程”，比如所有蘇聯式計劃經濟或者希特勒的純粹種族家思想就以這種政治觀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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