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證明，存在著一
強大的反對戰前科學哲學家的傾向的
流。戰前的科學哲學家們把方法論基本上當作一門能區分好的實踐和普通的實踐（average－practice）科學的學科，並因而褒揚好的實踐科學，貶斥普通的實踐科學。當然，也有少數持有這種觀點的方法論學家是能夠抵擋住兼得魚與熊掌的誘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證僞主義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發生論的傳統基礎上的，這種傳統已被公開當作爲“知識的增長”作出貢獻的各種標准。不過，要弄清人們怎麼知道這種標准的傳統在不參考“成功的”科學家在過去所作的證僞主義的實踐範例情況下能對未來知識的增長作出貢獻，總是困難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認，證僞
觀念的靈感，發自他視爲愛因斯坦的科學方法精髓的東西，這種精髓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方法本質上是相對立的。
從波拉尼和漢森的著作開始，隨後是庫恩、圖爾明、弗葉拉本德、勞頓斯和許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論看作是科學追蹤的一系列規定這種比較舊的觀點，逐漸被把方法論視爲對過去的科學實踐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觀念所替代。這種新的科學方法論觀點“看來”很有希望在科學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結論。當然，一方面由于庫恩的“標准”科學被科學革命打斷，另一方面由于費葉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發展”，對這些一般結論還有大量意見分歧。
在前述名單中，我有意識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這是因爲他對規定與描述、規範方法與實證曆史之間不可避免的緊張狀態所作的重新解答，與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他追隨波普贊成方法論的規範觀點，但然後又提出檢驗那些規範原理，反對科學史即便在規定的基礎上其可證僞也能成立的觀點。正因爲這樣，他提出了一個終生未竟的曆史地理學的科學研究框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適合物理科學史就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可參見豪森），更不用說對于社會科學史的適用了。
這一切最終把我們轉向了經濟學。比較早的波普主義者的觀點可由哈奇森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前提》（1938年）和利普西的《實證經濟學導論》（1963年）、尤其是經常再印的該書第一版完全代表。雖然卡德韋爾的《超越實證主義：20世紀的經濟學方法論》（1982年）主要從哲學觀點出發，也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經濟學方法論作者對吹毛求疵的科學家的老觀念的輕視，但較新觀點的最好代表還是麥克羅斯基的《經濟學的修辭學》（1985年）。
麥克羅斯基和卡德韋爾的著作都用我的《經濟學方法論》來證明：證僞主義的方法論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運用于經濟學。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現代經濟學確實貼上了證僞主義的標簽，但它們經常在它們自以爲是的實踐中碰壁——它們所用的科學哲學以“無關痛癢的證僞主義”爲特征。
然而，麥克羅斯基和卡爾德韋爾認爲：波普主義對經濟學是一劑太強的葯；它們的結構要求是如此之嚴，以致于一旦把它嚴格地應用，經濟學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無需驚詫，現代經濟學極少實踐證僞主義；事實上，他們擁護證僞主義只是證明他們的天真純樸，實難贊賞。
許多問題取決于我們對“證僞主義”的解釋，這一點在我的著作中一直很明顯。我采納了拉卡多斯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觀點。現在，拉卡多斯改變了波普的方法論評價單位和波普的評價標准。在拉卡多斯看來，評價單位是單個理論的“科學研究框架”或相互聯系的網絡，而評價標准則是相互競爭的框架中的“超經驗內容”。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標准要比波普的寬容些，因爲它允許研究框架在遇到較小的不一致時隨時發展，特別是修正，以便涵括經驗的不規則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標准更嚴厲，因爲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釋它的對手能夠解釋的每件事件過程中比它的對手提供更好的預測，對于它的對手不能解釋的某些新奇事實它能作出預測。表明波普和拉卡多斯之間的區別的最佳方法是說拉卡多斯從擯棄角度區分了證僞：某個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競爭對手，那它可能沒經證僞便被擯棄；同樣，某個研究框架即便已經被證明爲不正確，但只因爲沒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會得到留用。當我在我的著作中說主流經濟學家貼上了證僞主義的標簽時，我只是相當簡單地說它相信經濟理論在最終分析中應該用他們設定要解釋的現象的本質內容來評判，甚至更爲簡單地說它相信用經驗檢驗理論的意義。這是不嚴格的語言。近幾年來我逐步認識到有必要更爲精確地定義術語。
例如，卡德韋爾對“相符主義”（con eirmationism）與“證僞主義”作了區分。他用四個原理規定了相符主義：“各種理論應該是可檢驗的；一種檢驗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論的預言與現實進行比較；預測的准確常常是一種理論站住腳的最重要的特；各種理論的相對地位應該由那些比較的相符或證實強度決定”（卡德韋爾，1982年，第124頁）。他發現，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實際上都贊同所有這四個原理，簡而言之，他們都是相符主義者。卡德韋爾證明，證僞主義是一種比較苛刻的學說，它要求“科學家不應該只是對他們的假說進行經驗主義的檢驗，他們應該建立能作出大膽預言的假說，他們應該在他們的檢驗中努力反證假說。同等重要的是，科學家應該暫時只接受已證實的假說，抛棄那些已被否定的假說。此外，通過檢驗應該對這兩種假說作出一定的區分”（卡德韋爾，1982年，第125頁）。他懷疑在這種意義上有什麼現代經濟學能貼上證僞主義的標簽。
卡德韋爾對相符主義與證僞主義所作的這種區分，與我自己對證實主義與證僞主義所作的區分基本相似：雖然證實主義和證僞主義都相信經驗檢驗，但對證實主義者來說，經驗檢驗只起確定理論適用範圍的作用，當一種理論由于其假定前提真實而被視爲正確理論時，檢驗能夠表明該理論的適用範圍，但它們從來不能表明該理論是錯誤的；另一方面，證僞主義則把檢驗看作一種理論正確或錯誤的顯示。與此相似，卡德韋爾的相符主義者斷言，他們的理論很少冒風險，當它被經驗駁倒時，他們就修正理論或改變其範圍；他們從不把它作爲謬誤而擯棄。然而，卡德韋爾的證僞主義則對風險極爲慎重，他們把精確預言的反複失誤視爲必須考慮改變理論的信號。因此，我把現代經濟學家的特概括爲相信證僞主義，但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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