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爲，學者應該回顧他們的工作是如何展開的，給我們提供一份有關的記錄。這倒不是因爲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要（它們最終可能是無足輕重的），而是因爲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曆史寫作過程。……曆史的撰寫者並不是旁觀者。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活動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們自己是如何活動的。
費正清
在這部著作中，我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這個術語出自阿爾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曆史學和社會理論。我將從一種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史。我試圖分析整個世界經濟
系的結構與運動，而不是僅僅分析歐洲的世界經濟系（歐洲只是世界經濟系的一部分）。這是因爲，在我看來，整大于部分的總和，如果我們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歐洲）的發展，我們都必須分析整。對于“西方的興起”就更是如此，因爲事實表明，從一種全球視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曆史中，占據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因此，最重要的問題與其說是在歐洲發生了什麼，不如說是在整個世界、尤其是在主導的亞洲部分發生了什麼。我將從這種更全面的全球視野和目的出發來展示曆史事件，從而說明在世界整中“東方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西方的興起”。這種方法將會摧毀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許多現代社會理論家的反曆史的一科學的——其實是意識形態的——歐洲中心論的曆史根基。
正如費正清指出的，撰寫曆史本身就是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將遵循他的忠告，給讀者提供一份關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開的記錄。我將只列出思想曆程中最重要的站臺，以免用無關緊要的個人私事來
費讀者的時間。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無意之間對我有所啓發的人，在此向他們致以謝意。
我的人類學朋友錫德·明茨和我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不停地爭論。他總是談“文化問題”，而我總是用“結構問題”來反駁。結構問題第一次引起我重視是在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樓第二層旁聽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裏我接觸到整主義，了解了社會科學追求整主義的重要
。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時的“研討會”上，我提出，雷德菲爾德忽視了結構。或許我是在以前的幾個學期裏旁聽來訪的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邁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講演時獲得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說“旁聽”，是因爲我當時在經濟系攻讀博士，被認爲是應該到社會科學樓四樓上課的。從那時起，芝加哥大學的這個系以及商業法律學院的相關專業的成員和畢業生（有些是我的經濟系同學）已經獲得了向全世界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內獲得的。但是，我卻連續三次未能通過
際（inter－national）經濟學——這是我在四樓的強項——的博士考試；而在‘經濟學”前的形容詞中的這個連接符和斜字的意義應該在這本著作中變得十分明顯。前一句話也多少能說明爲什麼我在二樓覺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傳的波展的低度發展》中已經講述了不少我的“政治興趣”以及理論思想情況。因此，這裏我僅談談看來與這部聲稱重寫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關的情況。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隨身帶著人類學家埃裏克·沃爾夫（eric wolf）給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還帶著他早期寫的有關世界資本主義是如何
手促成中美洲地區的形成（或低度發展）。1963年，我在裏約熱內盧寫了《論資本主義的低度發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報紙上與羅多爾佛·皮戈洛斯展開論戰，他捍衛當時流行的說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會。1963年的手稿就是從對流行理論的批判人手的（這部分修改後于1967年發表，題爲《發展社會學和社會學的低度發展》，後收入（frank 1969）。這是對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樓和圖書館所接觸到的各種理論的尖銳批判。與眼前這部著作有直接關聯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針對由塔爾科特·帕森斯文不對題的《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和《社會系》（1951）向我們這一代人傳達的韋伯社會學。我以前的導師、現在的好友貝爾特·霍斯利獲（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甯·納什（manning nash）等人把這種社會學應用于“第三世界現代化理論”。在讀了我的草稿之後，南首·豪厄爾（nancy howed）建議我只談他們的理論，而不必提到這許多人。我當時這樣做了。這一次她勸我在這部著作裏也這樣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願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堅持認爲：“不是封建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導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低度發展的發展”。我認爲，在這種“低度發展”中，關鍵的因素與其歸結到當地人民身上或說成是當地的“內在”因素，不如說是“世界系”本身的結構和功能造成的。所有這一切都是“世界系”的組成部分。但是，在我當時的著作中和以後一段時間的思考中都認爲，“資本主義世界系”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時誕生的。這就是爲什麼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時寫的一部有關該系發展史的分析著作使用的書名是《世界積累》。這部著作只寫到1789年，因爲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變以前的事件已經促使我跳過兩個世紀來考慮當今世界資本積累的經濟危機，我把智利政變看作是這種危機的表現。這是我在其後20年間的幾部著作和許多文章中的觀點。但是，在我的思想裏卻有一種暗中的懷疑：如果“這個系”是在1492年誕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稱的是從1450年起出現的，那麼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從宙斯的腦袋裏跳出來那樣突然産生的。在此之前應該有某種東西，可能也是成系的東西，導致了哥倫布和達·迎馬的航海活動，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系”’的興起。
我在智利時曾爲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系》第一卷（1974）的護片寫了一段廣告詞。我是這樣寫的：這是“關于一種世界經濟早期發展情況的描述；理解這一時期的發展情況，對于恰當評估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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