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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英譯者序

經濟類作品

  大約五年前,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作品在德guo出版並廣泛流行的時候,《泰晤士報》駐柏林記者就本書當時在德guo所發生的有利于采行保護貿易政策的巨大影響,及時地寫了一篇評論。

  最初引起我對李斯特著作的注意的,就是他的經濟學說這種在實際影響上的確鑿現象。經仔細閱讀了他的著作以後,使我感到有譯述這本書的必要,這是爲了讓英guo讀者有機會自己來判斷李斯特的說法是否正確,論據是否可靠。

  本書包括四個部分——曆史、理論、學派和guo家經濟政策。應當注意到,所有這一些都是在1844年以前寫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說的一些政治情況與商業政策,大部分現已不複存在。當時英guo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條例及一般保護稅製還波有取消,德guo工業還chu于幼稚狀態,德guo各聯邦的關稅也比較輕微,英guo仍然能夠供應它們所需工業品的大部分。

  因此乍看起來,把敘述與四十年以前情況特別有關的一本書放在今天讀者的面前,這似乎是一個時代錯誤。但是李斯特所闡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與某一個時期相適應,然而也同樣與另一個時期相適應;我們當可看到,這些原理所以在今天還值得加以考慮,其因具有特別有力的兩個理由。首先,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這些論點直接促成了世界上兩個大guoguo和美guo的商業政策;其次,這些論點對保護製度原則提供了確定的科學基礎,雖然在英語殖民地奉行著這個原則,在英guo有不少事業經營者和商業經濟學者信守著這個原則,但迄今爲止,英guo作家對于這一原則的闡述還只是局部的,不夠完整的。

  我們看到李斯特學說的基本概念,是農産品和原料的自由輸入,輔之以本guo工業對抗外guo競爭時有效的、但不過分的保護(借助于關稅)。按照他的見解;要支持本guo農産品及原料的生産,最有效的辦法是使在這樣保護下的繁榮的工業繼續存在。由此可見,他所提倡的製度,一方面與英guo所采行的片面自由貿易下無條件自由輸入的製度不同,另一方面與俾斯麥首相目前所顯然贊同的對食物、原料以及工業品輸入一概征收保護關稅的製度也有所不同。

  李斯特對于他所認爲真正的“政治”經濟學與亞當·斯密及其信從者(英guo的和外guo的)的“世界主義”經濟學兩者之間實際上劃分了清楚的界線;他竭力擁護“guo家”政策,反對“世界貿易”政策,後一政策雖已由英guo采行了將近四十年,但實際上還沒有博得任何其他文明guo家的好感。

  李斯特當反對他所認爲有害的謬論世界主義學說時,對于英guo在當時所享有的商業優勢,有時去加以嚴厲抨擊。但他絕不是英guo的敵人,實際上對于英guo的政治製度衷心贊賞,熱烈主張英德兩guo結成聯盟。“英guo和德guo,”他說,“在東歐問題上有著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英guo爲了密謀反對德guo關稅同盟,反對德guo在商業上、經濟上的進展,以致爲了次要的貿易利益而犧牲了最高政治目標,對于這種目光短淺的商店主政策,它將來是一定要感到後悔的。”他還寫了一篇簡短而有力的論文《關于英德聯盟的價值及其必要xing》,向英guo政府和普魯土政府有所建議。

  我翻譯這本書時力求忠實于原作的內容。關于原作的一些繁冗之chu既沒有試圖有所節略,對于原作的風格也沒有擅自有所改動,原文中用斜ti或大寫來加重語氣的地方也悉仍舊貫。有些人對李斯特論斷爲一部分或全部是准備接受的,這些人在我們guo家或者還不在少數,他們是一定喜歡將他的學說和論據不加修飾,不加竄改,照原樣表達的;有些人是反對他的學說的,他們大概也是願意看到這位德guo關稅同盟的有智力的創導者對世界表達他的意見時所用文字的本來面目的。

  勞埃德, 1885年。

  

著者自序節錄

  我對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真實xing曾有所懷疑,對于在我看來的錯誤以及發生這類錯誤的根本原因擬加以探討;自從懷有這一企圖以未,直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時間。我的職務(教授職務)使我有了擔任這一工作的動機;反對意見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一事實卻更加促使我要把這個工作深入一步。

  與我同時代的德guo人當不會忘記德guo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經衰退到了什麼程度。我爲了做好准備,對于政治經濟學作了研究。關于在這個問題上前人所想過和寫過的東西,我使我自己有了與別人一樣的充分了解,但是把這門科學就按照它目前形態來教導青年,這樣的做法我不能滿足;要提高德guo文化、生活和權力應當通過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才能實現,我希望能把這個教給他們。流行學派所告訴我們的是自由貿易原則。當考慮到法guo取消各省間的關稅,考慮到三個王guochu于大不列顛一個政府之下的情況時;這個原則顯得是與常識相調和一致的,也是被經驗所證明了的。但是拿破侖大陸製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這一製度取消以後的危害現象都是近來的、活生生的事實,這一切都不容忽視;這些與我以前憑觀察所得的認識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這個矛盾是在什麼基礎上産生的,當我這樣思考時,我想到了一個念頭——流行理論原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只有當一切guo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樣的情況下遵守著自由貿易原則時,這個理論才有其正確xing。這就使我要考慮到guo家的xing質。我所發覺的是流行學派並沒有考慮到guo家,它所顧到的,一方面是全人類,另一方面只是單獨的個人。我清楚地看到,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guo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雙方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chu于大ti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如果任何一個guo家,不幸在工業上、商業上還遠遠落後于別guo,那麼它即使具有發展這些事業的精神與物質手段,也必須首先加強它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能使它具備條件與比較先進各guo進行自由競爭。總之,我發現世界主義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我認爲德guo必須取消guo內關稅,采用統一的對外商業政策,由此來努力達到別的guo家憑了它們的商業政策在工商業發展上所達到的標准。

  1819年,彌漫于整個德guo的是有關政治新製度的種種方略與策劃。君主和臣屬,貴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學者,他們所忙著的都是這件事。德guo就象遭過了一次戰爭破壞以後的一座家園,以前的家主回來了,一切都想重新動手布置起來。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舊章,甚至在每一個細節上都主張照原樣不動;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徹底改用現代裝備;還有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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