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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9章 工業與國家的工具力(物質資本)

經濟類作品

  guo家生産力的來源是個人的身心力量,是個人的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製度,是guo家所掌握的自然資源,或者是guo家所擁有的作爲個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質産品的工具(即農業的、工業的與商業的物質資本)。在前兩章裏已經分析了工業對于前三項guo家生産力來源的影響,在這一章和下一章,我們將從事于說明工業對上述末一項生産力來源的影響。

  我們在這裏所稱作“工具力”(instrumental powers)的,在流行學派則稱作“資本”。對于一種事物,用什麼字眼來表示。並沒有多大關系,但是所選擇的字眼,表示的必須始終是同一事物,不多也不少,尤其是關于科學研究,這一點更加重要。當討論到問題的不同方面時,作出這樣的區別就有了必要,現在流行學派使用“資本”這一名詞時,指的不僅是有助于生産的物質手段,而且還有精神和社會手段。但是當提到資本時,顯然應該確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質資本、即生産中的物質工具,還是精神資本、即個人所固有的或個人從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得來的精神力量和ti力。當應該作出這種區別而沒有作出時,就勢必會導致錯誤的推論,或起一種掩蓋錯誤推論的作用。不過我們主要目的是在于暴露這種在不准確、不恰當命名的掩蓋下所犯的錯誤,而不是在于製造新名詞,因此我們仍然采用了“資本”這個名詞,但是對于精神資本與物質資本之間,對于物質的、農業的、工業的與商業的資本之間,對于私人資本與guo家資本之間,將加以區別。

  亞當·斯密用了資本這個籠統的名詞,提出了下列論點,竭力反對保護貿易政策,他的門人也沿襲了這種論調至今未改。他說:“一個guo家采用了這種(保護)辦法以後,的確可以使某類特種工業比沒有這個辦法時成立得快些,這類工業在若幹時間以後也的確能夠出産與guo外同樣便宜、甚至更加便宜的産品。但是雖然在這樣情況下可以更快地使guo家工業走向它以後會自動走向的方向,這決不是說,用了這樣的方法,guo家的工業或收入總量就可以有所增長。guo家的工業只能隨著資本的增長而作相應的增長,guo家的資本則只能依照從收人中逐漸得來的儲蓄而增長。可是這些方法的直接後果是使guo家的收入減少。既足以減少收入,就不能使資本,以及工業,比在任其自由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增長時增長得更快,這一點是確切不移的。”

  這個學派的創立者爲了證明這一論點,舉述了我們已在前一章裏所駁斥了的在蘇格蘭種植葡萄那個著名的例子。

  他在著作的同一章裏又說,guo家的歲人並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只是guo民工業每年所生産的那些東西的交換價值。

  上述論證,就是這個學派反對保護貿易政策的主要根據。它承認通過保護措施能夠把工業建立起來,並且能夠出産同guo外來的一樣便宜或者甚至更加便宜的工業品;但它認爲這類措施的直接後果是減低guo家收入,即guo民工業每年所生産的那些東西的交換價值。它因此就削弱了取得資本的力量,因爲資本是從guo民每年收入中得來的儲蓄形成的;然而,guo民工業總量是決定于資本總量的,前者是只能隨著後者而相應地增長的。得出的結論是,通過這些措施所導致的一類工業,如果讓它循著自由的進程前進,當然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因此這類措施是足以削弱工業的。

  我們反駁這種推論時首先要指出,亞當·斯密使用資本這個字眼時,他所持的觀念只是那些收租的人或商人在簿記及貸借對照表上對資本所必然要抱有的那種觀念,就是把資本作爲與由資本産生的收入有所區別的那種交換價值綜合量。

  他忘記了他自己給資本下定義時,也曾把生産者的身心力量包括在這個名詞的涵義之內。

  他誤認爲足以決定guo家收入的只是物質資本的總量。但是相反地,在他自己的著作裏卻有著數不清的證據,說明這些收入主要決定于guo民身心力量的總量,決定于這些力量在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完善程度(尤其是靠了進一步完善的分工與guo家生産力聯合所實現的完善程度),說明保護政策雖然需要有一個時期的物質犧牲,但是這些犧牲在力量上,在取得交換價值的能力上,卻可以得到百倍的補償,所以實際上只是guo家的再生産支出。

  他忘記了,使整個guo家能增加物質資本總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夠把未組使用的天然力量轉變成爲物質資本,轉變成爲有價值的、能産生收入的工具,而就純農業guo家的情況來說,有著許多擱呆的、原封未動的天然力量,只有通過工業才能使之加速地活躍起來。關于工業對guo內貿易與guo外貿易、對guo家的文化和力量、對guo家獨立自主地位的維持以及對于由此而未的取得物質財富的能力這些方面的影響,他都沒有考慮到。

  他沒有ti會到,通過殖民地開拓,英guo取得了多大數量的資本(據馬丁估計這一項數額在二十五億英鎊以上)。

  他在別的場合雖然那樣清楚他說明,使用在中間商業中的資本,只要是沒有與任何某一guo家的土地適當地結合在一起,就不能認爲是屬于那個guo家的,在這裏他卻沒有考慮到,這種資本由于有利于guo家的guo內工業,是極有效地實現了guo家化的。

  他沒有考慮到,通過促進本guo工業的政策,就可以把大量guo外的精神資本與物質資本吸引到本guo來。

  他錯誤地認爲這些工業是在自然趨勢下自動發生的;他不曉得不論拿哪一個guo家來說,爲了它自身的特有利益,它的政治勢力對于這種所謂自然趨勢,總是要加以幹預,使之趨向人爲方向的。

  他的論據以含糊籠統的說法爲依據,因而是根本錯誤的,他在論述中舉了一個例子,要想證明因爲在蘇格蘭用人爲方法從事製酒這一措施的不足爲訓,所以用人爲方法建立工業也是愚蠢行爲,這個例子也是根本錯誤的。

  他把一個guo家資本形成的過程,縮減到了一個收租者私人的動作,收租者私人的收入是取決于他的物質資本價值的,他只有把他的儲蓄重新轉化成資本才能增加收入,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他沒有看到,這種儲蓄理論,就商人的地位來說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由整個guo家來遵行,就必然要使guo家陷于貧困、粗鄙、無能和腐化。既然人人竭力從事于儲蓄與節約,生産的動機就不再存在。既然人人只是致力于交換價值的累積,生産方面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就要漸告消失。假使作爲一個guo家的guo民,都是象這樣一些頭腦不靈的守財奴,那就會爲了怕負擔戰爭費用而放棄對guo家防衛工作的注意,只是在受到敵guo欺淩,犧牲了一切財産以後才會明白,爭取guo家財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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