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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28章 意大利的國家經濟學派

經濟類作品

  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方面,意大利是一切近代guo家中的先驅者,貝奇奧伯爵就意大利這一部分的文獻,辛苦地寫成了一個概略,不過人們對于他的著作不免存有這樣的意見,認爲他死守著流行理論,過于拘泥。意大利的周圍都是在世襲君主下統一起來的大guo,而它所缺乏的卻是guo家的統一,各共和邦和城市都在教會統治之下,城市自治自由完全喪失,這些都是意大利工業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卻沒有充分加以探討。假使他對于這些起因能夠進一步深入研究,他就不會不理解到馬基雅弗利《君主論》的別有用心,對這位作者就不會只是偶然一提,輕輕略過。

  貝奇奧曾有一段記錄,說馬基雅弗利在1525年給他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裏,主張所有意大利各邦聯合起來一致對外,這封信曾傳到教皇克力門七世的手裏,由此可以推想,關于在1526年成立的“神聖同盟”,他是從中很起了些作用的。我們看到了這段記錄以後就想到,《君主論》那部書一定也含有同樣的旨趣。隨後我們翻閱了那部書,一見之下果然我們的猜想沒有錯。這部書是1513年寫的:它的目的顯然是要打動梅迪奇一族,說他們負有在一個君權下統一全意大利的使命,並且向他們指出,應當用什麼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從這部書的命名和形式來看,一般意向好象是在于討論專製政tixing質,這一點顯然是經過審慎考慮以後故意使出的一個手法。它對于各個世襲君主和政府,只是在不經意的態度下附帶提到的。但作者念念不忘的是,應當在意大利看到一位獨一無二的霸主。那些諸侯統治的小邦必須推翻,必須使不同的朝代不複存在,使封建貴族屈服,將各共和邦的自由連根拔除,那位霸主爲了建成一個意大利帝guo:應當不擇手段,不論是美德或惡行、忠勇或谲詐、聰明幹練或大膽無恥、幸運或機遇,必須盡量施展和利用。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還有一個秘訣,這個秘訣發揮作用時的力量在三百年後才充分揭露,這就是必須建立一支guo家的軍隊,要施以新式訓練,擁有新發明武器和戰術,從而保證勝利。

  就這位作家在《君主論》中一般論證的內容來說,如果認爲他別有意圖這一點還有斟酌余地的話,那麼讀到最後一章,對這一點的懷疑就可以釋然。他在那一章裏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禍害的基本原因是外guo的侵略與guo內的分裂;認爲統治著托斯卡那和教會各邦(這是它們的幸運)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來完成統一全guo的偉大任務的;認爲要成立一個新政權,目前是最好時機,一位新的摩西現在必須勃然興起,把人民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來,這是作爲一位君主的無上光榮、無上偉大的事業。

  任何人也可以從《君主論》其他各章的字裏行間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顯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談到教會各邦時的態度。他說,“教士擁有土地,但沒有加以治理,他們對土地有支配權,但沒有加以防衛;這些人間無上樂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如果對它們說一句批評的話,就不免會亵渎神明。”他這番話只是一種反語。他實際的意旨,說得明白些,顯然是這樣:要征服這個guo家,對一個勇敢的人來說並沒有什麼特殊困難,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們的qin屬據有教皇職位,在前進的道路上更加沒有阻礙。

  馬基雅弗利自己對于共和政ti是有熱情的,但他對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關于對付這些共和邦的勸告卻是這樣,這一點又如何解釋呢?他是一個熱情的共和主義者,是一個大思想家,卓越的學者,又是一個愛guo的烈士,而他卻勸告未來的霸主完全摧毀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論》題獻給君主,這除了出于爲自己打算的一種計劃,想借此向君主獻媚,從而博取個人利益,還能有什麼別的動機呢?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當他寫《君主論》的時候,他還受著貧困的折磨,爲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熱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給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1513年1o月10日從他所住的鄉村破屋裏寫了一封信給他注在佛羅倫薩的朋友貝托裏,這封信使我們對上述情況再沒有懷疑的余地。

  話盡管這樣說,但是仍然有根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們相信,他寫這部書也並不是專爲迎合梅迪奇一族從而獵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實現一種霸業計劃;這種計劃,雖然按照我們現在的道德觀念來說是不道德的,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但是跟當時在共和邦下的愛guo觀念並不抵觸。從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職時的舉動可以證明,他對于過去所有各個時期的曆史以及所有各個guo家的政治情況都是了了于song的。一個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樣久遠的過去,又能那樣清楚地看到周圍的一切,對未來就必然也能看得很遠。既然在十六世紀初葉就已經能認識到在意大利進行組織全guo武裝的利益,這樣一個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時代已成過去,大君主guo的時代已經到來,必然能看到,在當時環境下,政權只能用強力取得,用獨裁政治維持,而當時意大利各邦的寡頭政治已成爲guo家統一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鏟除,guo家的獨立自主是總有一天會在guo家統一的局面下成長起來的。馬基雅弗利顯然是要把已經褪了se的幾個城市的自由扔掉,讓它作爲專製政ti下的犧牲,希望借此贏得guo家的統一,從而使後代獲得更加偉大、更加高尚的自由的保證。

  意大利關于專論政治經濟學的最早著作是1613年那不勒斯的安東尼·舍拉寫的,內容主要是論述使各“王guo”獲得金和銀的豐富供應的方法的。

  薩依和麥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隨便看了一看這本書的標題就馬虎過去,說它只是討論貨幣問題的;從書的標題來看,的確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貴金屬爲財富唯一要素這種謬見的指導下進行寫作的。但是如果他們能讀一讀這本書,把內容仔細領會一下,也許可以從這裏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訓。安東尼·舍拉雖然陷入了以金銀充裕爲財富表征的錯誤觀點,但是對于財富的起因卻敘述得相當清楚。

  他當然是把采礦放在貴金屬直接來源的第一位的;但是關于取得貴金屬的間接手段卻說得很有理。依他看來,農工商業和海運事業是guo家時富的主要來源。土壤的肥沃是繁榮的可靠來源;但更加有利的來源是工業,其間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業是廣大商業的基礎。這些來源的豐富程度決定于人民的xing格特征,例如高的製度;只有這樣的guo家,才能達到高度的經濟發展。

  安東尼·舍拉是從實際存在的事物本質來看問題的;不是以已有學說的一些推論爲依據,或以事前已經決定要宣傳與實行的某些原則爲依據,然後在這樣的角度上來看問題的。他將意大利各邦的情況作了比較,由此看到,有了廣大的商業,才會在財富上有最大的累積,而大規模商業是從充分發展的工業而未的,工業又是以公民自由爲出發點,然後由此獲得發展的。

  柏卡裏亞的見解充滿了重農學派的荒謬論點。這位作家談分工原則或在亞當·斯密之前,或與他同時,這一論點也許是他發現的,也許是從亞裏士多德那裏得來的;他比亞當·斯密更進一步,不但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各個工廠工作的劃分,而且指出,由于社會成員之間職業的劃分,公共福利有了進展。同時他也與重yi學派一樣,毫不猶豫,認爲工業是不直接從事生産的。

  那位法理學大家菲蘭哲裏的見解可以說是最狹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謬的世界主義的影響,認爲英guo實行保護政策,只是使非法貿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業。

  威利是一個有實地經驗的政治家,因此不會錯誤到那樣大的程度。他認爲有保護guo內貿易、抵製guo外競爭的必要;但是對于這樣一個政策只有強大、統一的guo家才能采用這一點他卻並沒有或沒有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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