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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27章 關稅製度與流行學派

經濟類作品

  流行學派在保護關稅的作用這一點上,對天然或原始産物與工業品這兩者是不加區別的。它從這種關稅對原始或天然産物的生産總是有害的這一點出發,得出了錯誤結論,認爲這種關稅對工業品生産也具有同樣有害的影響。

  有些guo家是不宜于發展工業的,有些guo家則由于guo家領土的xing質、農業的充分發展與文化的提高,由于在它們前途的發展以及持久與強盛方面有充分的保證,因此顯然有條件建立自己的工業;這兩大guo家的情況不同,而流行學派對于這兩類guo家建立工業的問題則不作任何區別。

  在與先進工業guo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製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後的guo家,即使極端有資格發展工業,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決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掙得圓滿無缺的獨立自主地位,流行學派沒有能看到這一點。

  它沒有考慮到戰爭對保護製度必要xing所發生的影響;它尤其沒有能看到的是,戰爭造成了強迫的禁止製度,而海關的禁止製度不過是在戰爭下引起的那種禁止製度的延續。

  它企圖用自由的guo內貿易所産生的利益作爲證據,以此來證明,只有在絕對自由的guo際貿易製度下,guo家才能達到最高度強盛地位;但曆史經驗chuchu所證明的卻與這一點恰恰相反。

  它認爲保護製度足以造成guo內工業家的壟斷地位,從而引起怠惰情緒;它不懂得一直存在著的guo內競爭,對工商業者的競勝心情有著極大的刺激作用。

  它要使我們相信,對工業品征收了保護關稅以後,工業家由此所得到的好chu是犧牲了農業經營者的利益而來的;但是事實證明,有了guo內工業,guo內農業經營者就由此獲得了莫大利益,至于他們在保護製度下所不能避免的一些犧牲,比起所得的利益來,簡直是極其微小的。

  流行學派又把海關費用與非法買賣活動所造成的弊害作爲反對保護關稅的主要理由。這些缺點的存在是不能否認的;但是保護製度對guo家的生存、權力與繁榮這些方面既有著那樣的巨大影響,相形之下,這些缺點果然是值得嚴重考慮的嗎?假使說常備軍和戰爭都是有害的,難道由此就可以構成guo家不再重視guo防的理由嗎?假使說保護關稅遠遠超過了走私者平時所能獲得的利潤限度,因此認爲在這個製度下實際沾得利益的是非法買賣,不是本guo工業家;這樣的說法只能適用于腐敗的海關機構,或領土窄小、guo境有欠完整的guo家,或在邊疆地區的消費,或對ti積不大的奢侈品所征收的高額關稅。

  到chu的經驗都足以證明,只要是在領土廣大而完整的guo家,有著管理嚴密的海關組織,有著設計完善的稅製,非法買賣是妨礙不了保護關稅的目的的,是起不了什麼重大的破壞作用的。

  至于談到海關組織的費用問題,那末即使把這個保護製度取消,于征收收入關稅時,也必然還是要負擔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假使說大guo可以取消收入關稅,那就是這個學派自身也不是這樣主張的。

  況且這個學派自身也並不是反對一切的保護關稅的。

  亞當·斯密認爲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對guo內工業可施以特種保護:第一、如果外guo對于我們運往的商品進口時有所限製,而我們采取相類措施就有希望促使它撤銷限製,可以以此作爲一種報複手段;第二、如果有關guo防需要的那些工業品在公開競爭下guo內無法生産,可以此作爲適應guo防需要的手段;第三、如果外guo産品所負擔的稅低于本guo産品,可以此作爲一種平衡的手段。薩依對于在這些情況下采取的保護措施一概反對,他又舉出了一個第四種情況,那就是有把握在若幹年後可以獲得巨大利潤、因此到那時就可以不再需要保護的某些工業部門,他認爲象這樣的工業才值得保護。

  這樣看來,主張將報複原則納入商業政策的是亞當·斯密。這一原則將導致最荒謬的措施,造成最有害的後果;特別是如果這種報複關稅象斯密所主張的那樣,一旦外guo同意撤銷限製,就應立刻取消,那麼它所造成的災害更將不堪設想。假定由于英guo對德guo的谷物和木材征了稅,後者就采取報複手段,排斥英guo工業品,通過這樣行動,靠了人爲的方法,它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到了這個時候,如果英guo對報複措施有了反應,對德guo谷物與木材的進口重新開放,難道德guo對于它以巨大犧牲辛苦經營起來的工業,就必須聽任它付之流shui嗎?多麼荒唐的設想啊!這樣說,在德guo方面倒不如對英guo的一切限製措施安心忍受,不加計較,對于即使在英guo限製進口的情況下也會成長起來的任何本guo工業,不但不必鼓勵,而且還可以加以阻止,這樣做比上述行動反要高明十倍。

  報複原則應當與guo家工業發展的原則相一致,應當在這一目的上起協助作用,只有在這樣的假定下,這才能是一個合理的、能夠應用的原則。

  這是不錯的,如果英guo對別guo農産品的輸入加以限製,因此後者采取報複行動,對英guo工業品輸入也加限製,這樣的行動是合理的,而且對後者也是有益的;但是這裏有一個條件,即,只有這些guo家有資格建立自己的工業,建成以後能夠長期保持,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報複行動才能是合理的,才能對它們是有益的。

  就亞當·斯密所舉的第二個情況來說,根據他提出這一論點的精神,實在不僅應當保護供應戰爭直接需要的那些工業,如武器與火葯製造業,而且應當施行象我們所了解的那樣的整個保護製度;因爲通過對本guo工業的保護,使guo家建成了自己的工業以後,可以增長guo家的人口、物質財富、機械力量、獨立自主以及一切精神力量,因此就guo防手段這一點來說,由此所獲得的增長程度,比單是發展武器與火葯製造業所能達到的,不知要大多少倍。

  亞當·斯密所舉的第三個情況也是這樣。如果我們的産品的稅負擔較重,外guo産品的稅負擔較經,就可以把這一點作爲對後者征收保護關稅的正當理由,那麼我們的工業與外guo工業比較起來,還有許多別的弱點,爲什麼這些別的弱點就不能作爲對我們本guo工業進行保護以反抗具有壓倒優勢的外guo工業的正當理由呢?

  薩依顯然看到了亞當·斯密所舉的幾個情況在內容上的矛盾,但是他所舉的用以代替的那第四個情況,也未見得高明。一個guo家如果在天然條件上、文化發展程度上有資格建立自己的工業,那麼有了持續的、有力的保護製度以後,工業的每一部門就必然會欣欣向榮,有利可圖;如果對一guo的某一重大部門工業或整個工業的完整發展,只許給它短短的幾年時間,就象對付一個鞋匠的學徒,應當限他在幾年內學成製鞋手藝一樣,這樣的設想未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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