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學派誤稱“工業主義”）——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的學說，關于
家及際情況的方面，只是重農主義的延續。這一學說與重農學派一樣，並不顧到家的本質，幾乎要把政治和家力量這些因素完全丟開；它事先假定了一個持久和平與世界聯合的局面，它低估了家工業力量以及如何取得這種力量的手段的價值，主張貿易絕對自由。
他陷入了這樣的根本錯誤，在這一點上同在他以前的重農主義者情形完全一樣，就是說，他將際貿易的絕對自由作爲一個准則，對于這一准則的贊許是從常識的要求出發的，並不是徹底研究了曆史對這一觀念支持到如何程度以後形成的。
那位爲亞當·斯密作傳記的能手杜加爾德·斯圖爾特告訴我們，斯密在他的著作1776年出版的二十一年以前，即1755年，就已首先有了貿易普遍自由的想法，他在那一年參加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作了如下的發言：
“人往往會被一些政治家和
謀家利用作政治活動的材料。這些說家在對人事的
理中，攪亂了自然狀態，其實人們對于造化只應當聽其自然，讓它自由行動，從而完成它的目標。要使一個家從野蠻階段的深淵中上升到最高度富裕，所需要的只是和平、適度的稅收與完善的司法製度，其他的一切就會在自然趨勢下按照它們自己的意向循序而進。任何政府行動時違反了這種自然趨勢，要想把資本引向別的途徑，或者是要限製社會按自然程序進展，就是逆天行事，這時政府爲了維持自己的地位，就會成爲專製暴虐的政府。”
亞當·斯密從這個基本概念出發，他後來的一切著作就以對這一點的證明與解釋爲唯一目標。他1765年遊曆法時結識了魁奈、杜閣和重農學派另一些健將，他們對于他上述觀點都表示贊同，因此使他的信念更加堅定。
斯密顯然認爲貿易自由這個概念是一種聰明的發現，足以構成使他在學術上成名的基礎。因此凡是與這個概念相左的任何事物，他總要在他的著作中把它抛開或加以駁斥，他自居爲貿易絕對自由這一主張的公開擁護者，他就在這樣的心情下進行思考，進行寫作；他既已成竹在
，抱著這樣的態度原是極其自然的。
他既已有了這樣的先入之見，當他對人對事、對曆史和統計、對政治措施與措施的主持者作出評價時，要他不以與他的基本原則是否有抵觸這一點爲依據而以任何別的一點爲依據，這又怎麼辦得到呢？
從上面所引證的斯圖爾特告訴我們的一段話裏可以看出，斯密的全部理論是局限在一個極小範圍之內的。政府的權力，除了可以執行法律、征收盡可能少的一些稅收以外，就不能也不應別有所爲，政治家如果企圖建立工業，促進海運，擴大外貿易，用海軍力量保護貿易或開拓殖民地，在他看來，這位政治家就是謀家，是要阻礙社會進步的。對他說來，並不存在什麼家，只是一個集
，一個由許多個人居住在一道的集。這些個人關于哪一類工作對他們最有利這一點，他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應當使用什麼方法來促進他們的福利，也是他們自己最善于選擇。
象這樣將家與政權一筆抹殺、將個人利己
格擡高到一切效力的創造者地位的論調，只有當研究的主要對象不是影響事物的力量而是已經實際存在的事物，即物質財富，或不如說是實際事物所具有的交換價值時，這種論調才能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言之成理，個人主義必須獲得唯物主義的支持，這樣才能把個人從家、從家的統一、從生産力在全範圍內的聯合這些方面而來的力量有多麼巨大這一點隱蔽起來。既然價值只是由個人生産的，既然家不能創造價值，它的動作只應以喚起、保護與促進個人生産力爲限，那麼就必然要設法使人們相信一個光頭禿腦的價值理論就是家經濟學。在這樣的設想下，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可以概括如次：財富就是對于具有交換價值的物品的占有；具有交換價值的物品是由個人勞動與天然力量及資本相結合時産生的。通過分工，勞動的生産力有了增長；資本是由于儲蓄、由于生産超過消費而累積起來的。資本的總量愈大，分工、從而生産的能力也愈大。個人利益是對勞動與節約的最有效的刺激，因此最高明的治方針是對私人工業不加幹擾，所需要當心的只是司法製度的完善。因此要想憑著家的法律措施，誘使人民自己來生産在外可以用較低代價買到的任何商品，是一種愚蠢行動。象這樣一個完整的學說系，說明了財富的要素，把生産程序說得那樣清楚，把原有各學派的錯誤揭露得那樣透徹，在沒有産生其他學說系時，是不會不受到歡迎的。這一學說的缺點在于，它在實際上只是一種私人經濟學說，所涉及的只是一中或全人類中的個人，這種私人經濟將在某種局勢下自然形成，自然發展；這裏所假定的某種局勢是這樣的，其間並沒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家民族或家利益，沒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組織或文化階段，也沒有戰爭或與之間的仇恨。說來說去，這個學說不過是一個價值理論，不過是一個店老板或商人個人的理論；它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學說，並沒有說明，爲了家的文化、福利、權力、存續與獨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樣使一個完整家的生産力得以産生、增長並得以繼續保持。
這個學說是以店老板的觀點來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據這個學說，任何事物的價值就是財富，因此唯一目的是價值的取得。至于生産力的建立，那是要聽任機會、聽任自然趨勢或天命的。隨便你喜歡怎麼說），政府決不可從中有任何作爲，關于交換價值的累積這件事，政治力量是不可從中幹預的。根據這個學說，哪裏的貨物最便宜，就應當到哪裏去買，如果本工業由于外貨輸入而一敗塗地，在它看來無關重要。如果外對工業品輸出實行補助辦法，那就更妙了，買進時就可以更加便宜些。在它看來，除了實際生産有交換價值的物品的人們以外，沒有一個階級是生産的。關于分工如何有助于某一具事業的成功，它是充分認識的，至于分工對整個家的影響怎樣，它就一無所知了。它知道只有通過個人經濟才能使資本增加，也只有在資本有了增加以後，個人業務才能隨著這個增加比例而擴大；但是它對于由建立本工業而來的生産力的增長，或由這種增長而來的外貿易或家力量，卻不懂得重視。只要個人能獲得財富，整個家的前途如何，在它看來是完全無關重要的。它所注意的只是土地所産生的地租，至于地産的價值則置之度外；它並沒有理解到家財富的絕大部分是它的土地和不動産的價值。關于外貿易對地産價值和價格的影響，以及由此引起的變動和災害，它簡直毫不介意。總之，這個學說是道道地地的“重商主義”；而科爾伯特的唯一目標是在于建立家工業、家商業，對于交換價值一時的得失並不措意，他是主要傾向于“工業主義”的，結果何以會把“重商主義”這個名稱加在他的頭上，實在有些費解。
盡管如此，我們對于亞當·斯密的偉大功績並不否認。他是第一個成功地將分析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的。他憑了這個方法和驚人的智慧，闡明了科學的一些最重要部門，這些部門原來幾乎完全是不清楚的。在亞當·斯密以前，存在的只是例有的成法；通過他的著述，才使政治經濟學成爲一門科學有了可能，他對這門科學所貢獻的材料，在數量上超過了他以前或以後的任何人。
但正是他在智力上的這種特，一方面使他從事于分析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因素時作了這樣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也使他的學說存在了許多缺點；爲什麼他沒有就社會全作完整的觀察，沒有能把個人利益合並成一個和諧的整，沒有把家放在個人的前面來考慮，當他急于要顧到各個生産者行動自由這一點時就忘記了整個家的利益，原因就在這裏。他對于單是在一個工廠裏進行分工的好看得那樣清楚，卻沒有理解到，同樣的原則在整個省區、整個家應用時也是同樣有效的。
杜加爾德·斯圖爾特對于他的批評與這裏的意見正相符合。斯密對于人的個別特征能夠作出異常尖銳的判斷，但是當他有必要對一個人或一本書的全般質提出意見時，他所表示的見解竟那樣的孤陋、偏執，簡直使人驚訝萬分。不但如此，他對于同他
密相了多年的那些人的格，也沒有作出正確評價的能力。他的傳記作者這樣說：“這個寫照，如果從某一觀點出發，與本人相對照時，總是神情畢露、栩栩如生、維妙維肖的；但是從這個人的一切角度與整個態來看時，寫照決不能具有逼真的、全面的再現力。”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31章 交換價值理論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32章 交換價值理論（續）”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