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第6章 傑文斯《理論》、門格爾《原理》和上一小節]批評。如果做到了這一點，邊際效用分析就沒有什麼最易受攻擊的地方了。主觀數量的測定仍是經濟理論中一個未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門格爾的困擾最少，他在一個腳注中力圖證明他的做法的正當
。他說，他並不打算讓表現後續的重要程度的數字“在數量上代表所滿足的重要的絕對量，而不是相對量”。他對此作了如下說明：“假定我說兩個滿足的重要分別爲40和20，我不過是說前者是後者的兩倍。”他沒有意識到，他這樣說，實際上已經引出了一個測定可能問題（在基數的意義上）。他顯然相信，他不承認任何特定的零點尺度或任何惟一單位尺度，也就排除了運用主觀數量的主要障礙。可是他在應運滿足尺度的主要例證中，卻選擇了一個零點尺度和一個確定的單位尺度。從一物所得的滿足，如果沒有使總滿足有所增加，就是零價值的滿足；最大滿足有任意的重要，確定爲10，此數字是用于“我們的生命所系”的那一單位商品上。在這兩個極端（0和10）之間，有9個其他等級的滿足。
瓦爾拉斯同樣預見到，他把不可測定的東西看作可測定的，必定會遇到非難。對此，他“快刀斬亂麻”，宣稱他已經“假定”可測定。他說：“以上分析是不完整的；而且乍一看，進一步的研究也不可能，因爲內含效用（intensive utility），絕對地看，對時間和空間沒有直接的或可測定的關系，因而是捉摸不定的。這與外在效用（extensive utility）和所擁有的商品數量不同。但這個困難不難克服。我們只需假定這種直接的可測定的關系確實存在，我們就可以對外在效用、內含效用和占有的最初資材對價格的有關影響，作出准確的數學表述。因此，我將假定，存在著一種標准的需求強度或內含效用的尺度，它不僅適用于同種財富的相同單位，而且適用于不同種財富的不同單位。”
瓦爾拉斯對其基數衡量沒有加以論證，他的這個溫和的假定不是對問題的解答，在認定了可測定以後，他承認他的效用方程式“是未定的”，而且，只有取決于效用方程式的需求方程式“依然是經驗的”。然而，他沒有用消費者所受的金錢的損失作爲效用尺度（像在需求曲線所顯示的那樣），他還指出了杜皮特這方面分析的所有不當之
。
有人可能認爲，既然效用不能測定，所以研究經濟學是不可能的。爲了消除這些人的疑慮，傑文斯表示希望，雖然現時還不能找到尺度，但將來一定能夠解決。傑文斯作了這樣一個概括“在科學上沒有什麼比不肯研究和絕望情緒更沒有道理的了。”他指出，除了經濟學以外，尺度在其他各種研究中已經緩慢確立起來了。他問道：“帕斯卡時代以前，誰設想過測定懷疑和信任呢？”他還以熱力和電力爲例，說明衡量尺度都是在一段時間的研究以後才找出來的。
傑文斯堅持認爲，“快樂、痛苦、勞動、效用、價值、財富、貨幣和資本等等，都是包含著數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爲可以測定。他提到邊沁的下述建議：測定快樂和痛苦以便檢驗立法。”他承認他不知道邊沁的“數字資料在何能夠找到”，但他認爲經濟學的數字資料是可以得到的。他說，在經濟學方面，“數字資料是非常豐富和精確的，比其他任何科學所掌握的都要豐富和精確。但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們”。作爲經濟學原始資料的例證，他提到了“私人賬簿，商人、銀行家和公共機關的大賬本，分配表，價格表，銀行收益，金融情報，海關和其他政府機構收入”，以及“數以千頁計的統計資料，
會材料和其他出版物。”
爲什麼傑文斯沒有從這些豐富的資料中作出效用曲線呢？他提出了兩點理由，第一是“方法不夠”，第二是缺乏“完整”。後面這一點同他前面所說的有抵觸，他曾說經濟學原始資料豐富和精確，又說“我們豐富的資料顯得錯綜複雜”。實際上傑文斯似乎認爲缺乏基本統計的完整是更重要的原因，因爲他說他不知道“何時才能有完整的統計製度，而缺乏這種製度恰是使政治經濟學成爲一門精確科學的惟一的難以克服的障礙”。
傑文斯在緒論章中僅僅暗示他想用用來衡量效用的辦法，如果他有“完整的統計材料的話”。這個惟一的暗示包含在下面這句話中：“我們不能就重力本身來認識和測量重力，同樣，也不能以感情本身來認識和測量感情。但是，我們卻能以人心的不同決定來估計各種感情是否相等，就像我們能以重力在擺的運動上所引起的效果來測定重力一樣。意志是我們的擺，它的擺動時刻反映在市價表上。”正像傑文斯後來所說，上面的話意味著，他將用需求函數作爲效用函數的近似值，以價格作爲邊際效用的粗略尺度。瓦爾拉斯可能在原則上拒絕這樣作，因爲他拒絕過杜皮特“混同”需求曲線和效用曲線的方法；不過，在他更切近地考察傑文斯的方法的細節之後，他會撤回他的一些拒絕意見的；傑文斯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瓦爾拉斯對杜皮特的拒絕意見。至少，瓦爾拉斯沒有拒絕傑文斯把邊際效用和需求聯系起來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同杜皮特的方法大
上是類似的。
傑文斯在接下去的一節“感情與動機的測量”中再次回到測量的尺度問題。但這一節的精神同他前面的觀點大相徑庭，他一開頭就是一句令人沮喪的話：“我們沒有方法來確定和測量感情的量，就像測量一英裏，一直角或任何其他物理量一樣。”他顯然忘記了，就在幾頁之前他還表示對測量（至少是間接地測量）抱有極大的希望和信心，而現在他卻說：“感情量的數字表現似乎是辦不到的。”他傾向于序數效用觀點；他說：“假如我們能夠直接比較數量，我們就不需要單位”，他沒有要求“人心具有准確的測量與計算感情的能力”，“我們難以斷言，甚或決不能斷言，一種快樂在數量上是另一種快樂的若幹倍”，他的理論“極少涉及在數量上相差甚大的感情量的比較”，不過，他沒有推進這個比較簡單的衡量觀點。
傑文斯在下一章研究痛苦與快樂時，又回到了他開頭提出的測量個人感情的基數尺度概念，他說：“若幸福程度相等，則兩日的幸福量是一日所希求的幸福量的兩倍”。這句話肯定暗含著關于持續時間的基數尺度，如果不是快樂強度的話。在他用來說明相等時間間隔中快樂強度遞減的圖例中，也肯定地顯示出基數效用已經回到了他的考慮之中。當傑文斯論及效用時，他有些含糊地說：“效用必須被視爲是以個人幸福的增量來衡量的，而且實際上與該增量相一致。”
在用效用方程式來決定交換率之後不久，傑文斯又明確表示要以需求曲線作爲效用曲線的近似值。他用以分析交換的效用方程式以基數效用爲前提，但他沒有作出基數尺度的假定，因爲他使用了一種總函數概念，並輔以效用曲線來說明他的結論，這種曲線圖只保留了他賦予總函數的主要特點。在進行概括時，他顯然忽略了他在物理學中看到的某些具，在物理學中研究者可以規定他所使用的方程式的形式和變量。
結果，傑文斯第三次回到了尺度問題。這次他是樂觀的，他希望從需求統計中“至少近似地決定最後效用程度（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因素）的變動”。他認識到必須假定貨幣收入的效用不變，以使需求曲線接近于效用曲線；他並不指望這個結果“像重力法則那樣是一種簡單的法則”，但最後他還是認爲“它們的決定將使經濟學成爲一門在許多方面像純物理學一樣精確的科學”，雖然“開支的基本要素的方程式”仍然不能獲得（因爲經濟學家們在考察必然時不可能假定收入的邊際效用不變）。同他的期望相反，傑文斯後來的經濟分析並沒有追隨他所預測的路線（即物理學的路線）來決定效用方程式或任何經濟方程式的形式，並在後來的分析中運用這些特殊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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