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1870－1889）》問世後，有幸頗受世人評說。在這個序言中，我想對1960－1965年間在各種學術雜志上發表的對本書的評論作一小結，我相信這對晏智傑教授的中文譯本的讀者是有意義的，就像往昔的遊記對今日的旅遊者有用一樣。
評論者對一本書通常總是有贊許也有貶抑。前者超過後者，可謂肯定的評論，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評論極易超過否定的評論。本書問世後5年間先後獲得的署名評論中，屬于肯定的評論有11篇，否定的評論有3篇。
肯定的評論的評語、作者、出
及日期如下：
“在當代經濟學家中，也許沒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樣熟悉該學科浩瀚的文件了。”r．m．羅伯遜，《維多利亞時代研究》，1961。
“一部出
的作品……一篇惹人喜愛的曆史記載。”j．e．巴塞爾，《南方經濟雜志》，1961。
“資料可信，文筆優雅。”p．阿爾特，《科學與社會》，1963。
“作者在這個研究中並沒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種毫不矯飾和平實的方式獲得了豐富的成果。遺憾的是，這種學者風度與作風正在學術界迅速地消失。”r．達塔，《arthaniti》，1961。
“總之，這是一本內容非常豐富的著作，很難相信它只有271頁。”e．菲爾斯，《
民經濟與統計年鑒》，1962。
“在近期關于著名經濟理論的産生和形成的曆史研究中，豪伊的這本書應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貢獻之一。”a．蒙塔納，《施穆勒年鑒》，1965。
“一般來說，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據最精確安排的事實材料進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民經濟學雜志》，1963。
“這是一部關于邊際效用理論起源的非常精確和深入的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實和博學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經濟評論》，1964。
發表類似評論的還有荷蘭的雜志（m．愛斯金斯，《經濟學評論》，1960。p．亨尼普曼，《經濟學家》，1962。）以及丹麥的刊物（k．e．斯文森，《民經濟學評論》，1961）。
g．h．布斯凱、c．w．季爾鮑德和e．考德發表的評論則是否定的。他們的觀點與本書顯然不一致。他們對本書的某些部分看來是贊成的，但總的來說都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對此不應忽視。
布斯凱評論的開頭是一句釋疑的話：“這是一部易讀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紹了一段我們科學的有趣的曆史。”（《政治經濟學評論》，1961）布斯凱早在1927年就發表過一部常見的經濟學史，我在本書第216頁［見中文譯本附錄注釋（24）〕提到過這本書。
在一番略顯恭維的介紹之後，布斯凱聲稱，我的這本書不是他所寫的那一種：他的書論述的範圍更大，開頭比1870年早得多，而結尾是在1889年之後很久。此外，他還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視拉韋利和奧托這些相對來說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寫一部布斯凱所說的那種著作。我深知這樣寫的優點，但我改變了主意，甯可犧牲廣泛的涵蓋範圍，也要作更詳盡的研究，以闡明邊際效用理論進入經濟學主
的過程。
第二篇否定的評論是季爾鮑德提出來的，他勉強承認本書作者“看來閱讀了大量著作，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數歐洲家都早被人遺忘了……書末的注釋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獻書目單”（《經濟學雜志》，1961）。季爾鮑德（他是a．馬歇爾的侄子）對我的下述結論非常不滿：他叔父認爲他自己先于傑文斯表述了邊際效用思想的說法是錯誤的。李爾鮑德的這種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評價本書的其他方面。
f．m．鄧恩從新南威爾斯給我來信，對李爾鮑德的攻擊有以下評論：“季爾鮑德的評論是蓄意中傷，不單是因爲他對你的整個著作的辱罵，遠遠超出了有關馬歇爾是否爲首創者這個次要和部分來說無關緊要之點。既然任何認真和不抱偏見的研究均已表明，馬歇爾所謂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種種說法，都不過是精心和審慎編造的謊言，所以它也就不僅是一種不真實的說法了。季爾鮑德真正的失誤在于，在這樣一個大多數出版物簡單地、不加分析地重複別人言論的學科中，他的確碰到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嚴肅批評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穎和富于首創
的東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這些東西一筆抹殺。”
鄧恩接著說：“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時間在你這一邊。熊彼特寫《經濟分析史》時，起初輕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馬歇爾的種種要求，後來又仔細解釋這些要求爲什麼不可能是對的。你則幹得直截了當，因而受到了中傷。”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評論的作者，他長期致力于寫作《邊際效用史》，此書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頁（中文譯本第一章第v節）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發表在1953年《經濟學季刊》，指出他“把價值解說的分歧同經濟學家的宗教背景聯系起來”。
考德評論的第一段以三句贊揚的話結束：“爲收集資料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譯了數學理論，特別是瓦爾拉斯、威斯蒂德、奧斯皮茨－裏賓的觀點”；“作者以出的英語寫作，還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辭。”《世界經濟文獻》1961）
但他接著說，“盡管有這些優點，本書仍然是不值得推薦的。”他認爲，我關于傑文斯的“一位論教派”的背景對其邊際效用思想的影響的說法是錯誤的。他還挑出關于奧地利學派的各章，列舉了我所犯的至少四個錯誤。
由于某種原因，我一直未得到這個評論的副本，對考德的評論也不知曉，o．摩根斯坦的一封來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後就讀和任教于維也納大學，他在來信中說，“直到最近我才讀到你的大作《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我覺得這是一部極有意義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對有關著作（特別是奧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經濟文獻》上發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評論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來，此文有欠公允，盡管我也覺得書中有一兩錯誤，這對此類著作來說不足爲怪。你能告訴我還有其他人的評論嗎？”
我立即作了答複，並附寄了許多評論的複印件。他回答說：“我非常高興地收到你5月12日的來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認真閱讀了這些評論，對菲爾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興，他對你著作的理解有獨到之。考慮到季爾鮑德同馬歇爾的關系，完全沒有料到他竟會作出這樣的反應。接到你的來信之前，我曾同巴塞爾（basel）大學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談過你的書，並把你的書給他看了，他一直沒有注意到這本書。他對該書深表興趣，發現它是極富有啓發的。”
理查德·豪伊（榮譽教授）
198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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