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第19章 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上一小節]至：“門格爾當學者之前是一位稱職的教師，這是他的長
之一。他的教學與其說是在大學進行，不如說是在家裏進行。他總是
切地接待前來向他請教的學生；指導他們進行研究，幾個小時地同他們討論呈交給他的作業。他的藏書十分豐富，無奇不有，把財富交給學生支配是他莫大的快樂。”西吉爾也對門格爾的教學予以高度評價：“對門格爾作爲一個教師怎麼評價都不過分。他在學生中的巨大聲望，他在把那些才華橫溢而又同情其基本觀點的年青人收攏到自己周圍的努力上取得的成功，都足以證明他是這方面的天才……得以接近他的藏書（門格爾有私人圖書館），這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機會；能夠聆聽他的教誨，更是吸引人的事，這正是爲數不少的學生更喜歡來到維也納而不是去柏林的原因。”
各
的特點在多大程度上妨礙了邊際效用學派在德、法和英的發展，而使奧地利相對地占了上風呢？在德，對邊際效用學說一直抱有敵視態度的曆史學派，支配了該時期所有的大學職位。有人說，施穆勒通過在教育部的朋友能夠停止聘用任何不贊同曆史學派的人，從而阻止邊際效用學派侵入德的大學。這種解說無疑過高估計了施穆勒個人的權力，也過高估計了對邊際效用學說抱有強烈依戀之情的對手的人數，以及渴求在大約20多所德大學謀取經濟學教席的人數。
十分相似的是，一群保守和不生産的學者支配著法大學的教壇，這迫使裏昂·瓦爾拉斯出走瑞士。同德相比，法在1877年前大學中的政治經濟學教席不多，因此排斥經濟學家的機會也就比德更少。在這個時期，他們容忍了夏爾·季德等人。季德直截了當地贊揚傑文斯，並在自己的著作中運用邊際效用思想。跟德一樣，在法能講邊際效用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並不多，因而也不會有很多經濟學家被拒于教席之外，爲爭這些教席的法人爲數寥寥。
這個推測對那個飄忽不定的實
（英古典學派）也是適用的。傾向于邊際效用學說的教授受到排斥，以維護勞動價值論。不過，這種說法並不完全符合實際。馬歇爾和埃傑沃思就是明顯地傾向于進際效用學說的，而他們此時正位居英的兩個主要的（牛津和劍橋）經濟學講席，邊際效用學派的經濟學家對他們在本的境遇不會有太多的抱怨。
在奧地利本身，對邊際效用學說的反對像其他地方一樣可怕。奧匈帝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控製著7所奧地利大學：維也納、布拉格、因斯布魯克、格拉茨、捷諾維茨、克拉科夫和列堡。1870年後的20年間，後面這4所大學對邊際效用學說的興起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因此，說“維也納學派”比說“奧地利學派”更確切，盡管維也納大學的一些學生曾任教于布拉格大學和因斯布魯克大學。不僅邊際效用學說多半被局限于1所奧地利大學（布拉格大學和因斯布魯克大學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了），而且即使在維也納大學之內（布拉格大學依然），當局也試圖把它視爲另外一種觀點，而不是所介紹的邊際效用學派的觀點。這種情況之所以會存在，是由于奧地利大學把經濟學的每一課題都分成兩部分，學生可以任選其一。門格爾開始在維也納大學講課時，另一個講席由斯廷主持，他是一位持有完全不同觀點的名人。斯廷1885年退休後，當局出于明顯的考慮又延聘了米亞科斯基和布倫坦諾，他們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同門格爾是對立的。雖然他們在維也納大學未待多久，但聘用他們這件事本身就表明，即使在維也納大學，邊際效用經濟學家也未得到全心全意的歡迎，簡言之，事實反駁了這樣的見解，即認爲奧地利學派的興起是因爲別經濟學家的民觀點反對新思想，而奧地利的民觀點卻鼓勵這種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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