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第26章 經濟思想史著作對邊際效用學派興起的描述上一小節]例證，說明一種思想的形成和擴展是多麼緩慢。

　　現在我們就來追蹤一下邊際效用學派曆史正式說法的緩慢發展過程。研究這個曆史的第一步是對先驅者的探索。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都曾列出一些著作家，對這些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表示過謝意。第二步是更困難的。它包括認識到，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大約同時發表了邊際效用問題的著作。這一步要求認識到這樣一些簡單的事實：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所寫的這三本書確是存在的，他們研究了基本相同的課題等等。這並不像現在所想的那樣簡單。方法和用語上的差異，同時了解際文獻的經濟學家爲數甚少，使得在1871年後的15年間沒有人認識到用不同語言撰寫的這些著作的相似。傑文斯就是一例。盡管他對邊際效用的著作目錄抱有強烈興趣，盡管他同經濟學界有許多聯系，可是直到他于1882年去世，也不知道卡爾·門格爾在1871年所寫的一本關于效用問題的著作同他自己的《理論》如此相近，以致經濟思想史家們把門格爾的名字同他的名字聯系起來。

　　裏昂·瓦爾拉斯第一次公開地把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是在1886年的《貨幣論》中。其他人看到這種關聯，就所有的主要語言來說，是在1886年之後和1890年之前。但是遲至1885年4月瓦爾拉斯在其戈森研究中也把戈森的思想同傑文斯的思想聯系起來，而沒有提到門格爾。瓦爾拉斯于1874年經j．a．布魯爾介紹與傑文斯開始聯系，布魯爾還于1883年介紹瓦爾拉斯同門格爾相識，但是，瓦爾拉斯評價門格爾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在奧地利，公開承認上述三人同時發現邊際效用價值論並不更快些。門格爾與布魯爾早有通信聯系，後者又把他介紹給瓦爾拉斯；他隨後與瓦爾拉斯也有了通信往來。但是，他也許並沒有明確意識到他就是三位一中的一員，直到瓦爾拉斯送他一本《貨幣論》，他才看到這一點，因爲這本書包含著對他們三人觀點的類似的首次公開表述。瓦爾拉斯在1887年給門格爾的一封信中也說：“我們好幾個人（傑文斯，您和我）分別獲得了同一觀念。”門格爾顯然傳布了這個說法。1887年埃米爾·薩克斯把瓦爾拉斯·傑文斯同門格爾聯系起來，這是德文文獻中的首次表述。他在該文中還要求注意到戈森，而且列舉了皮爾遜和龐巴維克作爲追隨者。翌年，維提出了一個更詳細的邊際效用曆史。而在僅僅4年前即1884年，維還只是引述了門格爾和傑文斯。在龐巴維克1886年的極爲重要的論文中，沒有把瓦爾拉斯作爲邊際效用思想的一位獨立發現者，而這才是他的實際地位。奧地利人早已知道傑文斯和門格爾有某些共同點；他們也應當知道傑文斯已把他自己的思想完全同瓦爾拉斯的思想視爲一致，因而他們應當得出門格爾與瓦爾拉斯也有許多共同點的結論。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關于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基本上寫的是相同的東西這一思想何時傳入英，我們尚不能非常肯定地予以確定。所有三人都出現在傑文斯《理論》第3版（1888年）中。威斯蒂德在其《經濟科學入門》（1888年）序言中，曾對邊際效用的發展提出一種標准的出的說明，當然也包括承認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觀點的類似。1890年馬歇爾在其《原理》中承認了這種類似；在這裏，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了邊際效用史（在一個腳注中），列舉了先驅者，並以列數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而告。當然，我們知道，傑文斯（死于1882年8月）不曾知道門格爾的《原理》。很久以後（1888年），詹姆士·鮑納在爲《經濟學季刊》所寫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及其價值觀點”中談到了傑文斯與奧地利人的聯系，但沒有提到瓦爾拉斯。

　　一旦經濟學家們認識到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的著作有著顯然類似的論題，他們觀點的獨立問題就提出來了。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困難的。當傑文斯就他的優先權要求與瓦爾拉斯交換意見時，瓦爾拉斯隨即承認傑文斯的著作完全是獨立的。反過來，傑文斯也承認瓦爾拉斯獨立地發揮了他自己的理論。當然，傑文斯不知道門格爾的《原理》，自然也就沒有判斷其優先權。而當瓦爾拉斯得悉他的奧地利同行的思想時，他顯然認可《原理》是對邊際效用論的完全獨立的研究。門格爾沒有公開承認其他兩人的著作；實際上他在任何出版物中也難得提到傑文斯或瓦爾拉斯的名字。原因之一在于，比其他兩人長壽的門格爾在其生前最後30年間在經濟理論上沒有什麼重要建樹。也許我們可以把他對傑文斯和瓦爾拉斯在獨立發現邊際效用方面的地位保持沈默看作是贊同他們的優先權要求。或者也許門格爾的門徒（維）已經十分鄭重地說到了他支持他們的優先權。總之，在1890年，三位奠基人或他們的門徒已經公開地承認了這一事實：盡管他們達到的結果是類似的，但他們是彼此獨立的。

　　確實，讀一下他們的著作便會排除掉以爲他們缺乏獨創的任何想法。他們在結構和表述細節上的大的差別對任何人來說都表明，這些著作彼此沒有發生影響：不管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些差別有多大，都沒有防礙當時的所有著作家以爲此人一定照抄了其他人的思想。出版日期上的不同以及這些著作研究的是同一課題這一現象，曾使m．潘達尼奧裏責備門格爾有抄襲之嫌。

　　但是過了沒有多久，發現了大量的相反的證據，使潘達尼奧裏相信他自己判斷有誤，從而放棄了他的指責。令人吃驚的是，三位奠基人即使在認識到他們的類似之後彼此之間也極少注意。實際上，三人之中無一人考慮過自己同其他兩人在理論上的分歧。傑文斯在《理論》第2版中沒有引用瓦爾拉斯任何觀點；在正文中末提及瓦爾拉斯的名字，只在“緒論”中談到他，在著作目錄（作爲附錄）中提到他。瓦爾拉斯在其《綱要》第2版中沒有作什麼改變以便包括對傑文斯和門格爾提出的各種不同問題的任何評論。門格爾沒有再出版他的《原理》，他在別也沒有考察他自己同邊際效用論的其他兩位革新者之間的任何差別。

　　在1870年到1890年間出版的所有經濟思想通史著作中，只有一本提到過邊際效用，這就是約翰·克爾斯·英格拉姆在這個時期之末發表的曆史著作。他只把傑文斯同效用相聯系，沒有注意到門格爾，提到瓦爾拉斯和戈森也只是把他們作爲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家。他在首次發表的曆史著作中寫道：

　　他的（傑文斯的）“最後效用”概念是機巧的。但是，它充其量不過是表述同質商品的價格概念的一種方式，表示承認由無窮小增量所帶來的增加。指望用這種辦法把經濟理論置于數學方法的支配之下是徒勞的。經過上百頁的數學論證，他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理論》，第2版，第103頁）一種所謂“精細的計算”（《雙周評論》，1876年11月，第617頁），據說，“整個交換理論和經濟學基本問題的基石”就在這種計算之中。它表示爲這樣一個命題：“任何二商品的交換率，將是消費者在交換完成後所得商品量的最後效用程度比率的倒數。”只要我們仍停留在這個完全形而上學的名詞即效用的範圍內，便不能證實和理解上述命題，因爲我們沒有辦法從數量上去估計最後的（或任何別的）效用的心理感受。但如果我們把它譯作實際生活的語言，用一個人爲得到某物的效用而付出的東西來衡量該物對他的“效用”，則這個命題立刻就顯示是真的。因爲傑文斯稱作“最後效用”的東西不過是每單位量的價格，所以上述命題所表示的是：在一個交換行爲中，付出的某商品量與其單價（以第三物來估價）的乘積等于所獲得的商品的相應乘積一這個真理顯然不需應用高深的數學即可發現。

　　我們全文引證了英格拉姆的這段話，因爲它是在經濟思想通史中對邊際效用的最初評價。對英格拉姆這位厭棄演繹法而宣揚曆史方法優越的人來說，上述論述完全是非曆史的和演繹的。

　　1870年和1890年間只有另外兩本經濟思想史提到過傑文斯、門格爾或瓦爾拉斯的名字，但他們都沒有把這3人聯系起來。也沒有把其中任何一人同邊際效用聯系起來。這時期發表的許多其他曆史著作連這一點暗示都沒有。下列作者完全忽略了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歐根·杜林，弗朗西斯科·馬裏奧梯，亨利希·庫茨，莫瑞茨·邁伊爾，夏爾·佩林，h.艾森哈特，古斯塔夫·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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