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0到1909年的20年間，沒有一部經濟思想史著作對邊際效用學派作過完整的論述。莫裏斯·布洛克的《亞當·斯密以來經濟科學的演進》提供了最充分的考察。他的討論散見于兩卷各，他在第1版中既忽略了戈森，也沒提到瓦爾拉斯；不過在差不多20年中，他的書在經濟思想通史中仍算得上是對邊際效用理論的最充分的論述。類似的著作只有早些時候問世的《英政治經濟學簡史：從亞當·斯密到阿諾德·托因比》，作者l．l．普雷斯，本書是簡史且限于英。

　　這一時期的另外兩部曆史著作，l．科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導論》和h．d．麥克勞德的《經濟學史》，並沒有把邊際效用思想看作是發展經濟學的寶貴的思想，因而只給了它少許論述。還有一本曆史著作幾乎沒提邊際效用。除以上著作外，1890到1909年間問世的曆史著作再無提及邊際效用論者，如果說其中哪一本談到過邊際效用學派的3位奠基人的話，也只是把他們同數理經濟學或曆史方法等問題聯系在一起。

　　如果說在經濟思想通史中加進邊際效用學派在1909年前進展甚少的話，至少專家們在這個時期對該學派先驅者的了解有了增進。奧古斯特·杜波依研究了17世紀的先驅者。文森索·坦戈拉考察了意大利古典經濟學家對效用的運用。阿爾弗雷德·普林什姆把丹尼爾·伯努裏關于邊際效用的著作從拉丁語譯成德文，同時魯德維格·費克撰寫了一篇曆史導論。阿瑟·魯賓探討了把杜能算作先驅者的可能。不過，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應數e．r．a．塞利格曼對w．f．勞埃德著作的發現。塞利格曼高度贊揚了勞埃德：“對許多人來說，得知下述情況將是令人驚奇的：邊際效用理論最早是一個英人的發現；勞埃德教授在1834年，即先于杜皮特10年，先于戈森20年，先于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的再發現一代人以上，就已經提出了實質上相同的理論。”在作出這一傑出的發現的同時，塞利格曼還把下列各位著作家包括進效用的陣營：約翰·克雷格，愛德華·羅傑斯，薩缪爾·貝利，查爾斯·弗朗西斯·科特裏爾，芒梯福特·朗菲爾德，伊薩克·巴特。塞利格曼的發現對經濟思想史發生了一定影響，但是沒有出現他所期待的全部效果，因爲他堅持認爲：“我們不應再說奧地利價值論”。這個時期出現了價值理論的專題史，其中有些包含了對邊際效用標准曆史的很好的闡述。歐根·派梯特的一篇是其中最長和最好的，它是作者于1897年向巴黎大學提交的論文的一部分。還有一些人在其價值學說史中對邊際效用論作了相當好的論述，他們是魯道夫·考拉，魯約·布倫坦諾，和伯納德·羅斯特。但他們對邊際效用學派的討論沒有增添什麼新東西。此外，經濟學辭典中也出現了對學派的曆史解說。

　　1909年以後，邊際效用學派興起的故事完全地並入經濟思想通史；它以及隨後出現的論述邊際效用論發展的某個部分的專史，包含著兩個基本成就。

　　最早采納先驅者、革命和後繼者這一標准說法的榮譽，爲以下三部經濟思想史所分享：夏爾·季德和夏爾·利斯特的《經濟理論史》（1909年），裏威斯·漢尼的《經濟思想史》（1911年），和奧斯納·斯潘的《民經濟學的主要理論》（1911年）。促使他們介紹邊際效用的是什麼原因？一般來說是出于彌補1871年後逐年擴大而至今已幾近消失的分歧，同時也保全了曆史學派的說法。特殊地說，季德對傑文斯早有興趣，從而使他傾向于效用分析；斯潘居住在維也納，他是不能回避邊際分析的；漢尼對美經濟學家中已時新流行的思一定抱有強烈興趣。這三本書長期暢銷不衰，發生了廣泛影響。所有其他曆史著作不得不同它們競爭。它們已經指明了道路，幾乎所有後來的曆史著作都在步它們的後塵。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中出版的經濟思想史著作不下20部，其中大部頭的有11部。這11部至少在1950年仍在印刷出版。在1911到1940年間至少還有同樣數目的篇幅和影響較小的書問世，它們在1950年前已經絕版缺售。一些簡史著作包含著對邊際效用史的恰當和標准的說明，（即熊彼特和塞林的說明），但它們中的大部分解說是不完整和不詳盡的。

　　上述11部主要著作遵循標准的說法對邊際效用學派作了實質的敘述。如果是按編年方式來寫學說史，則邊際效用問題通常被置于著作之末。實際上，這些曆史書讀起來仿佛只是在古典衰落到今天之間進了一段同曆史方法和社會主義的越軌的短暫調情以及對邊際效用的領受。

　　當然，這11位作者在理邊際效用學派方面也表現出許多值得注意的差別。布克著重強調了這一點。他的理可以作爲一個有意拉長篇幅、過分修飾和一般來說考慮周詳的著作的標准。佩克的書像布克的一樣包含著過多解釋資料，比任何其他人的書都顯得多。威特克是按論題來寫的。他把邊際效用作爲一個課題並作了標准論述。斯科特偏重于奧地利人，根本未提瓦爾拉斯。密契爾，羅爾，福古森和格雷全都作了適當與標准的敘述。高納德像一般人一樣對邊際效用甚少感興趣，但即使是他，也明確勾畫了邊際效用曆史的基本輪廓。

　　戰爭期間（40年代前半期），由于出版業仍然停頓，所以手稿壓下來了。戰後，出版商發現對各種書籍特別是對各種教科書的需求很旺。于是經濟思想史著作成倍地增加了。1943年後的10年間，新版和再版的經濟思想史不下20種。

　　幾本較老的和成功的經濟思想史的出版商拿出了新的版本，有的是修訂本。修訂本總的來說未加更改地保留了有關進際效用學派曆史的論述。這個時期大約有10多本思想史方面的雕蟲小技之作上市，其中每本都包含某些有關邊際效用標准說法的片斷。

　　大約1950年代初，出現了一大批各種不同的，新的和重要的曆史著作，形成了40年中經濟思想史中的第一次重大變化。這些著作的出現，使季德和利斯特，漢尼和斯潘的久負盛名的著作顯得陳舊了。主要的差別是，在新著作中擴大了論及比較近期的經濟學發展的部分。它們的變化是直接的，明顯的和早就成熟的。這種變化反映了經濟學的際需要，就像1910年發生的變化一樣，因爲這些曆史的著作家是以不同語言撰寫的，有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和荷蘭語。在這些新的曆史著作中，作者們明顯地改變了重點：邊際效用史的論述不再被置之最後，而被提到全書中部之前；給1870年代之後經濟學發展的篇幅，同討論1870年之前各種事件的全部篇幅一樣多。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甚至全書剛過半就開始討論三位奠基人的革命了。

　　在先前各時期已經討論過的價值理論史在20年代仍繼續討論，但這方面著作的數量在減少，質量更貧乏了，沒有比正統的關于邊際效用論的發展的說法增加任何新東西。經濟百科全書中的解說變得更長了。這一時期發表的雜志論文雖然主要是分析的，但也澄清了邊際效用史上的一些問題。出現了關于先驅者的詳盡研究。從對171927年經濟學狀況的觀察，可以看出邊際效用深入經濟學的程度。這番考察表明，邊際效用在幾乎每個家都成了經濟學家們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

　　不過，專門致力于邊際效用史的專題著作開始出現這一事實，掩蓋了這一最後時期所有其他的發展。在任何思想發展中，最後階段必定要由這種專題史階段所構成。奧托·溫伯格于1926年寫了第一部這樣的著作《邊際效用學派》。他在每個場合都回溯到標准的說法。哈耶克在評論該書時，抱怨它名不符實，因爲該書大部分篇幅無視先驅者和奠基人的著作，也很少涉及邊際效用學派。皮若的兩本多次重印的書：《邊際效用》（1932年）和《均衡經濟理論：瓦爾拉斯和帕累托》（1934年），盡管把奠基者分成兩半，盡管後一本書包括一些不相幹的內容，但仍是對邊際效用史資料的蠻不錯的理。愛德華·弗朗西斯·斯克魯德的《邊際效用理論在美》（1947年）理了這個曆史的一個特定部分。對邊際效用的最出的一篇純粹曆史的論述，是喬治·斯蒂格勒爲《政治經濟學雜志》（1950年）撰寫的兩篇論文：“效用理論的發展”。作者把他的曆史研究限于主要著作家和所選擇的論題，但是，在這雙重限製的範圍內，他作了極好的曆史敘述。在邊際效用的曆史論述中，斯蒂格勒第一次解釋了帕累托時代及其以後出現的各種觀點；在曆史討論中，第一次包括了效用的衡量可能這一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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