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主義的起源
約翰·霍布森在《工業與財富》（1914年）一書中首創“邊際主義”一詞，用以概括經濟學家們所接受的邊際效用論和邊際生産力論。它首次出現在“‘邊際主義’在學術界已被普遍接受”這句話中。當然，接受的是思想而不是“邊際主義”這個詞。從上下文來看，霍布森是在貶義上用這個詞的，因爲他發現這個概念有缺點，而且其政治結論也不受歡迎。他在《工業與財富》中用了7次“邊際主義”這個詞。霍布森在1909年曾把使用邊際分析的經濟學家叫做“邊際主義者”。
“邊際主義”這個詞在霍布森首創之後的25年中不常被使用。在評論霍布森《工業與財富》的人中，沒有人視“邊際主義”一詞爲新詞。該詞得以流傳，完全是由于霍布森獨自一人之功，他在自己的著作《社會科學中的自由思想》（1926年）中，
入了題爲“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主義”一章。兩年後，《
家學說袖珍詞典》第四版的整個索引中，在“邊際主義”主題條目下只有一
提到霍布森。“邊際主義”和“邊際主義者”這些詞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1930－1935年）中很少見到。
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替代率以及邊際消費傾向等概念在1930年代的廣泛使用，引起理查德·萊斯特的抱怨，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邊際主義的詳情細節”充斥著美教科書的1／3到1／2。他的抱怨標志著“邊際主義”這個詞再次作爲貶義詞被使用。翌年，萊斯特在一篇文章的標題中用了“邊際主義”一詞，使它更顯突出。麥克洛普爲反邊際主義者准備了最長的答複，他在答複的第一部分采用了這個詞，從而接受了它。
萊斯特在1946年發起的那場邊際主義論戰，到1961年告一段落。“邊際主義”一詞經此論戰而有了新的含義。例如，在美經濟協會編製的《經濟論文索引》（其前身是《經濟刊物索引》）的主題索引中，“邊際主義”只限于指研究邊際成本或邊際生産力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此項索引在“邊際主義”項下沒有列出1925－1945年間的任何一篇文章，卻大量列舉了1946－1961年間關于萊斯特論戰的文章，從1962－1966年在“邊際主義”項下又沒有列出任何文章。但至少有兩位作者指出，“進際主義”是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
“邊際主義”一詞之新穎，從詞典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詞首次進入普通的英文詞典是在1966年，當時《韋伯斯特詞典》第3版把“邊際主義”解釋爲“一種經濟分析，它強調邊際特
在決定均衡中的作用”。在其他文種的詞典中，只有葡萄牙文詞典不是僅僅用其“特”之一來解釋“邊際主義”。
公認的和連續的邊際主義史，是隨著現今被稱爲“邊際效用”的這種“特”的出現而開始的。已經有了若幹有關邊際效用起源（從而有關邊際主義的諸種起源之一）的研究著作問世。按照一般的說法，以後來經濟學家可以接受的形式來說，邊際效用學說是在1862－1874年間，由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首次成功地和各自獨立地提出來的。人們一般也都同意說，1871年是這些年中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在這一年傑文斯和門格爾分別發表了他們關于這個問題的著作。
邊際生産力是霍布森的“邊際主義”所包含的第二種“特”，它也有許多的先兆。然而直到1890年以後它才被人們完全發現和認識，也就是說，直到邊際效用已被衆多的有潛在影響的經濟學家接受了以後，邊際生産力理論才受到有系統的考慮。
這種接受是極爲重要的。邊際主義的第一種“特”並沒有很快被人們接受，它需要傑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有意識的努力以爭取支持者，但遭到相當多人的冷遇和一些人的反對。現在，也許最終成功的時機已經到來。1870年以後，在以往作爲流行邊際主義的惟一場所的大學，邊際主義得到了迅速發展，而且被接受爲經濟學研究的一項課題。
傑文斯（1835－1882年）是1860年代發表邊際效用理論的惟一的作者。1860年2月19日，傑文斯在日記中寫到，他已經作到了對“價值的真正理解”。他當時24歲，在澳大利亞工作5年後剛回到倫敦，就讀于大學學院。該年晚些時候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隨著一個人必須消費的……任何商品的數量的增加，從所使用的最後一部分所獲得的效用或利益在程度上減少。”他又說：“我不想讓這些東西束之高閣，坐等別人利用，我將設法于來年春季公諸于世。”
但是，傑文斯的首次公開陳述遲至1862年10月7日才發表，時年27歲。那一天，在劍橋舉行的英科學促進會f組的會上，該會的秘書宣讀了傑文斯的“簡論政治經濟學一般數學理論”。除了這位秘書以外，還有誰聽到了這篇論文，尚不得而知。該文的一篇摘要于次年刊登在《英科學促進會第32次會議報告》（1863年）上。此後10年無人提及這篇摘要。
顯然，無論將傑文斯引向邊際主義的是什麼情況，它們肯定在他年屆24歲時的前後幾個月間對他發生了影響。此前他曾有過想要取得成功的沖動。他22歲時寫給
的一封信中說：“我有一種想法，不妨對你說，我認爲我對人類知識的基礎和質的認識，比大多數人或作者更爲深刻。我覺得我的使命就是致力于研究這個課題，並且打算幹起來。”他同一封信中還談到，他發現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模糊的數學，用以計算人類勤勞的原因與效果”。他想要利用數學的意向是認真的，因爲，當他准備從澳大利亞回，而且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和政治經濟學的質時，就曾寫道：“我特別希望成爲一個精通數學的人，我相信，沒有數學家，什麼也不可能做得非常透徹。”
傑文斯也養成了一種同樣重要的偏好，即將效用與經濟分析聯系起來。他對效用的興趣似乎部分地來自邊沁的著作，他可能是在回到英、進入大學學院時熟悉邊沁的著作的。邊沁對傑文斯的影響，首次出現在公開發表的傑文斯報告的摘要中，他在那裏雖未提及邊沁，但他用了邊沁的話，例如邊沁的“行動的源泉”一詞。傑文斯說，在他9歲時，聽母
爲他讀理查德·威特利的《貨幣通俗講話》（1833年）時，便接觸了效用概念。傑文斯後來說，他從這本書上學到了“最初的政治經濟學概念”。據威特利傳記作者說，威特利認爲他自己的《通俗講話》“比他的一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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