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離了劉曉慶。當一個女人得知愛人逃離時的感覺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哭泣，她的痛苦，她的憤怒是我造成的，我至今還很內疚。
1999年春天，介紹歐洲生態保護的14集電視片《環球綠
行——法
篇》在北京電視臺播出，引起人們的贊歎。該片“洋味”十足，顯見是一位對歐洲文化極爲熟悉的人製作的。今年元月，製作者又端出12集的《環球綠行——瑞士篇》，讓中觀衆看到了像愛眼睛一樣愛自己綠土的瑞士人，他們以生産雷達表一樣的精細，剔除微小如絲的汙染。
只有生在中、住在歐洲的人能夠拍出這樣的電視片，他就是華裔法著名作家亞丁。
成是在河北農村長大的，7o年代末考進北京大學西文系，畢業後留在北大辦雜志、翻譯並創作。大概不會有人記得，1985年夏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都報道了一個消息：中年輕翻譯家亞丁獲得法政府翻譯家獎。
我翻譯的是薩特的《理智之年》和《巴黎的憂郁》，我那年27歲，到法領獎。
我留在了法，我發現法人對中太不了解，幾乎每個中大學生都能說出五個以上法作家，而只是百分之一的法大學生能勉強說出一個中作家。于是我決定用法語寫作，介紹中。
沒想到寫我小時候故事的《高粱紅了的時候》一舉轟動法，成了法十年來最暢銷書之一，獲了四項獎。我第二本書獲兩項獎，第三本也獲兩項獎……
法政府認爲我在文化上做出了傑出貢獻，授予我歐洲騎士勳章，我等于進入了“貴族”階層，要在兩百年前，不是男爵就是子爵。
作家在法是最受寵的，我在那兒受到衆星捧月般的禮待。我在法十年，寫了五本書，用一本書的定金買了房子，在這個房子裏寫完這本書，又賺了很多錢。
賺了錢就亂花。在那兒如果你稍微有點錢，那就不是人活著而是機器活著，一切都是機器幹，甚至連切菜都是機器。電腦控製著空調、音響、
度……你實在是想不起生活中還能幹什麼，你所做的就是天天掙錢養活這些機器。後來連花錢的樂趣都沒了，一個星期去超市推著車把東西都買回來，然後一個星期後又把垃圾堆到一個地方。人這樣活著確實感到厭倦了。
法是愛情之，但我沒有得到愛情的拯救。我那時年輕有錢，有很多女孩子追我。其中交往比較長的是一位上流社會的女孩子。她栗長發，藍眼睛，笑容就像地中海的陽光一樣燦爛，走到哪都會引人注目。她的家族古老而富有，是拿破侖時代三大銀行家之一。有一天，她打電話讓我參加她20歲的生日晚會。我走進了一座精美的鐵柵門，經過長長的花間大道，遠遠我看到一座富麗堂皇的古堡。巴黎上流社會人士差不多都來了，女友特意讓我坐在她的右邊，全場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後來我才知道，坐在女孩子的右邊表示愛情。這在巴黎社交界引起轟動，一個顯赫家族的獨生女要嫁給一個中人……
但我對她産生不了心心相印的感覺，我對她說：“巴黎有兩種人，一種是財富和精神的持有者，另一種是一無所有的外來者，後者的使命就是搶奪前者，你屬于前者，我屬于後者，因而我們天生是對頭。”她很不理解我這個“遠方的狼。”戀人之間如果有文化的隔膜是很可怕的。這時我才深深理解中古人講的“異邦無情侶。”
我感到空虛，日子白白耗過去了，愛情也沒有了，剩下的就是恐懼。存款嘩嘩往下掉，只能再寫文賣錢。開始勉強寫了一章，幾天後再寫只寫了一頁，最後是幾行……沒了生活，沒了沖動，寫不下去了。
我理解了日本作家爲什麼愛自殺，我在離香謝裏舍大街不遠的住宅裏走來走去，好幾次把黑洞洞的槍口對准自己的太陽穴。
我回憶起，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是小時候在農村，我父
雖然是一個縣長，但一點工資要養活一大家，生活還是很困難的。但那時天藍
碧，原野蔥定，在那種環境中人很容易快樂。
我要找回小時候的快樂，于是我回到中。奇怪的是我一回來就感到特別舒服，我琢磨這是因爲與西方不一樣，人身
大部分是，裏某種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中的汙染特別嚴重，人們毫無顧忌地糟蹋著山，這個時候我萌生了爲保護故鄉山一戰的想法。
當我在西方陷入極大孤獨時，我碰到了劉曉慶，他使我擺
了灰情緒。
1993年，我帶著爲《巴黎競賽畫報》寫稿的任務回到中。我要寫的是中的新貴，有人推薦劉曉慶，她當時正在琢州拍《武則天》。我趕去采訪，發現她並沒有傳言的那麼富，但非常有活力。結果“新富”文章沒寫出來，我們的感情卻發展起來。
我們一起爲鳳凰衛視中文臺做《劉曉慶打開引號》。在青海塔爾寺，曉慶是主持人，問我在這地方說點什麼，我說這是世界屋脊，離天最近，只有到了這個地方才能會青藏人對大的感受，爲什麼這麼虔誠……結果這段話播出後，許多港臺人都說特別好。
《劉曉慶打開引號》每星期一集，播了一年，在港臺和東南亞影響很大。我們在經濟上大大改觀，我買來我們的第一輛車，我們之間的感情也深厚起來。曉慶不單對我好，關心我的身，同時她對我的父也很孝順，我永遠也忘不了父去世時我不在身邊，她一個人跑到醫院料理後事……
曉慶對自己人是很溺愛的，她極力把我介紹到影視圈裏，有一次北影讓她拍部電視劇，她把我推薦過去，結果我平生第一次當了電視劇導演。
我和曉慶一起去法度假，想在那買一座古堡。我們確實很密，在巴黎我們登記結婚兩次，但都因爲種種急迫的事情最終沒有正式結成（在法，結婚登記只是最初步驟，必須一個月後再由市長主持婚禮才算正式結婚）。
這時，我已攀到了幸福的頂
，但突然又感到生活失去意義，早上又不想起
，木想幹事，無精打采，像在巴黎的時候那樣。
我意識到，這是我致命的症結，我永遠是從零開始，取得成功，然後又回到零。正像我年輕時所翻譯和喜歡的存在主義大師加缪的作品《西西裏佛神話》所講的那樣，人的一生就像滾著一塊大石頭上山，爬山時精神抖擻，到了山頂，就覺得不過如此，人也就沒了鬥志，然後再回到山底，重新開始。我的生活需要困難，健康的困難，像登山的困難那樣，而享受成果是下山的困難、負面的困難。我骨子裏有一種逃離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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