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交際花盛衰記譯序上一小節]幹的“老板”。他還
縱一幫得力幹將，爲他奔走效勞，內外策應，這是他賴以生存並能向社會抗衡的堅實土壤，也是他最後得以擠入統治階層的一項資本。
這個卑鄙而堂皇，作惡多端而本領高強，默默無聞而又赫赫有名的人物不甘心生活在社會之外。他與官府作對，但並不是替天行道；他劫掠富人財物，但並不是扶弱濟貧；他深谙這個世界的非正義，但卻並不代表正義。他只是用自己的惡去聲討社會的惡，目的是謀取自己的一份利益。巴爾紮克沒有把伏
冷寫成正面人物，但卻賦予他一種無畏、俠義和叛逆的美，認爲在他身上集中了生命、力量、智慧、鋼鐵般的意志和苦役犯的激情。他雖然有罪，但卻沒有王權的虛僞和假仁假義，“他對被視作自己朋友的人表現出狗一樣的眷戀，從這一點看，這個人難道不具有魔鬼般的美嗎？從衆多方面說，他是該受譴責的，是卑鄙無恥和令人可惜的，但是這種對自己偶像的絕對忠誠使他變得確實引人注目。”
伏冷是人間的撒旦，他的存在既邪惡又合乎情理，正如莫洛亞◎所說：“博物學家研究物種關系後，發現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動物與植物趨于平衡。這種平衡既非道德，亦非不道德，客觀就是這麼存在著。人類社會也一樣，靠一定數量的首腦、職員、醫生、農民、食客、花花公子、高利貸者、犯人、律師、貴婦、老板娘、女傭人的存在，才能正常運轉。社會形態變了，世間的人們依然如故。”伏冷這類人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莫洛亞（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法
小說家和曆史學家。
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法資本主義同封建主義繼續鬥爭，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時期。《交際花盛衰記》的故事發生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三０年間查理十世治下的複辟時代。作者嚴厲抨擊金融資産階級，把“銀行界的路易十四”紐沁根罵成“猞猁”，指出百萬富翁的錢是由法蘭西銀行代爲保管的，“在我們這裏，邪惡來自政治法律，憲章規定了金錢統治，發財便成了這個不信神的時代的最高信條。高層社會盡管有眼花鐐亂的金銀財寶，又有一堆貌似漂亮的詞藻，它的腐敗遠比低層社會下流的、基本上是個人的腐敗更爲醜惡”。
雖然巴爾紮克在政治上是正統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銳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交際花盛衰記》對沒落貴族階級的狂妄懦怯、詢私枉法所進行的嘲笑和諷刺也是極其尖銳辛辣的。曾是呂西安情婦的賽裏奇伯爵夫人得悉呂西安入獄，喪魂落魄，醜態百出，她的丈夫也無可奈何，爲了救呂西安，這位貴婦大鬧司法大廈，隨意焚毀審訊記錄，而法官卻束手無策，只能以開玩笑來自我解嘲。尤其是那場“司法與王權結合在一起向苦役犯和他的詭計進行的較量”更暴露了那群受王完信的大人物的
暗心靈。爲了從伏冷手中追回幾封貴婦的情書，以掩蓋三個大家族的醜行，維護他們的名譽，竟不惜踐踏法律，最後與一個殺人犯做交易，讓他當上保安警察頭子，因爲“辦大事前夕，王不希望看到貴族院和大家族受到公開指摘，受到砧汙”，所以這個案件已經不是一件普通刑事案件，而成了一件“家大事”，關系到鞏固查理十世的極權統治。所謂“辦大事”，是指王爲穩定局勢而頒布某些法令，然而這一舉動恰恰觸發了一八三○年的革命。
◎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四月初致瑪·哈克奈斯的信。
《交際花盛衰記》真實而深刻地再現了法複辟時代後期的社會面貌與本質，它與《人間喜劇》的其他篇章一起構成一部法當代風俗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巴爾紮克“在《人間喜劇》裏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曆史。”◎恩格斯的論述准確地概括了巴爾紮克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它的不朽價值。
◎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四月致瑪·哈克奈斯的信。
與《人間喜劇》的其他篇章一樣，《交際花盛衰記》的創作從客觀現實出發，根植于社會生活之中，通過深刻細致的觀察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他們的“模特兒”。例如，呂西安的形象據說來自巴爾紮克所認識的三個年輕人杜朗東、索特萊和勒薩日；對艾絲苔的刻劃可能依據生活在上流社會邊緣的女郎貝利西埃和德魯埃，以及幾個東方女
；紐沁根的形象普遍認爲來源于銀行家德·羅契爾德男爵。苦役犯出身的保安警察首腦維多克◎便是伏冷的原型。巴爾紮克不僅認真閱讀過他的四卷回憶錄，而且
自會見過他，請他吃飯，從中了解罪犯、監獄和司法部門的情況。
◎弗朗索瓦·歐仁·維多克（一七七五—一八五七）法警察。早年因僞造文書被判
八年苦役監禁，後越獄潛逃。一八○九年成爲保安警察隊長。一八二七年辭職經營紙廠，後因盜竊罪再度入獄。一八二八年出版了《維多克回憶錄》。巴爾紮克于一八三四年九月會見過他。
巴爾紮克從一八一四年起到一八五０年逝世，除了幾次短暫的旅行，始終沒有離開巴黎，與巴黎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觀察巴黎，研究巴黎，直到最小的細節。他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身上總是帶著地圖和筆記本，隨時記錄有關情況。他參觀考察，訪問交談，有時甚至詢問過路行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他的箴言是：“觀察一切，牢記一切。”有關他的考察研究的傳聞不計其數。
爲了描寫曆史事件，他拜訪在王政時代生活過的人，如德·維裏埃先生和德·貝爾尼夫人的母，前者曾是宮廷神甫，後者當過瑪麗·安東奈特王後的貼身侍女。爲了在小說中闡述某種音樂理論，盡管他本人熟谙音樂，但還是請一位德音樂家反複演奏羅西尼的《摩西》，傾聽詳細解釋。他因此得以在小說中對這部歌劇作出精辟的分析。爲了檢驗小說中描寫的街道、建築、古迹、遺址等的准確，他邀請衆多學者和考古學家提意見，進行評述。爲了描寫犯人、警察、法院和監獄生活，他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在他的老同學、代理檢察長格朗達茲陪同下參觀了司法大廈的附屬監獄，並向議會秘書長以及塞納省法院法官和預審法官等十余名司法人員了解情況。
巴爾紮克小說中出現的地區、街道、廣場、建築等大多采用真名，他認爲假想的名稱哪怕是用最美麗的想象創造的，其藝術效果也往往不如真實名稱。在描述一些特殊的和各行各業的人物時，也盡量運用他們的語言和行話，加《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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