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雪覆蓋著原野，鄉村間的大路上。午間融雪時踩踏得稀爛的泥巴，夜間又凍結成硬塊了，路面坑坑窪窪，絆絆磕磕。道路朝南，沿著漫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條隨意丟下的皮繩，曲曲彎彎。
我們三人——班長劉建
、班主任王老師和我——一行，冒著渭河平原數九隆冬的清晨時分凜冽的寒風，正沿著這條鄉村大路朝南走，要趕到一個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
田茂榮老漢。我們將交給他四百塊錢，由他再交給把田芳許訂給的那一方的家長，償還他接受過的彩禮或者說聘金，從經濟上徹底割斷捆綁著田芳的繩索，這是怎樣一件令人鼓舞的壯舉！
四百塊錢裝在我的書包裏，沈甸甸地挂在我的肩上，那無異于幾百顆騰騰跳躍著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沈重呢！
新年晚會上，我們的《白毛女》歌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消匿了，那些認識或不認識她的外班的同學，那些教她或根本沒有教過她的老師，見面都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們班的同學更不用說了。戲劇裏的白毛女已經獲得了新的生活的權利，獲得了幸福自由的愛情，現實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籠罩在心靈上的封建的烏雲還沒有消散。
雖然發生過轟動小鎮的搶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仍不改口，絕不許她毀棄三媒六證確定過的與大張村的婚約。對她壓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她說她將永不回家，甚至斷絕父女關系，也決不回到“黑咕咚咚的萬丈深的枯井”裏去了。對她壓力最大的是八石麥子，她的父把她許訂給大張村所接受下的聘禮，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變成糞土，施到田地裏去了。八石麥子，一石十鬥，一鬥三十五市斤，整整兩千八百斤，折合人民幣三百多塊錢哪！
一場募捐活動在師範學校掀起來了！
想起這場募捐活動的前前後後，我至今仍然激動不已。起初，只是我們籃球隊幾個同學的舉動，想不到竟然擴大到整個學校裏去了。那天與縣武裝部的籃球賽結束以後，我和隊長何長海回校的路上，閑扯著已經過去的田芳被搶劫的事。我說，我要是有三四百塊錢，我就願意拿出來，解除她心上的債務。何長海說，咱們球隊湊一湊，能不能湊夠呢？十來個籃球隊員在一塊湊來湊去，不過幾十塊錢，遠遠不夠。回到學校後，消息傳給班裏的男女同學，大家紛紛向我捐款。緊接著，外班的同學也趕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裏來捐款，甚至有十幾位老師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內，我的書包裏裝進了五百多塊錢，超過需要的數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師商量之後，決定把多余的一百多塊錢退回那些捐數最高的老師和學生，留下四百元足夠了。
“爲了砸斷封建鎖鏈！我捐三塊……”
“再不能容忍我們的
作封建婚姻的犧牲品！我捐一塊……”
“爲了解放，爲了自由！我捐……”
那一張張男生和女生的臉在我眼前疊印，那一聲聲慷慨激昂的話在我耳畔響著，永生難忘！大夥不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種共同的時代要求，剛剛獲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的第一代青年，強烈的反封建的意識是共同的要求，這些師範學校的學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學生，來自社會底層，不單是仇恨地主資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與田芳有類似的遭遇，離婚和解除婚約，在師範學校不僅不會被人恥笑，而會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離婚了？”
“離了！”
“完全弄零幹了？”
“零幹了。你呢？”
“我剛提出來，正離哩！”
“趕緊離了！重新自由去……”
這是公開的交談，不會令人議論……田芳這樣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熱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書包，四百塊人民幣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陣發熱，隆冬原野上清晨凜冽的寒風也不那麼厲害了。
我們三人走進田家寨，幾經打問，終于找到田芳家的門口。
兩間廈屋，連個圍牆也沒有，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家十分貧苦的農民。我們三人站在廈屋門口，一個女人走出來，大約四十出頭，一眼就可以斷定是田芳的母，臉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見這三個穿戴不同于莊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會兒，有點驚恐地問：“尋誰？”
王老師說明了我們的身份，田芳母臉上的驚恐立時消失了，卻更加慌，把我們讓進屋，卻無法使我們坐下來。炕上的一張破爛的被子下，圍坐著四個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沒有一個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閃身出了門，再進門的時候，端著一條長凳，大約是從鄰家借來的。不管怎樣，我們三人挨排兒在長凳上擠著坐下了。
她張羅著倒
，取煙，取來了一只裝著煙未的木盒子，卻找不到煙袋。王老師點燃自己的紙煙卷，勸她再甭麻煩了。她在竈鍋下的木墩上坐下，卻不知該說什麼好。沒有經見過世面，也沒有和公家的幹部打過交道的農家婦女，常常都是這個樣子。王老師盡管很和氣，問她家裏的狀況，她頭不擡，燒著火，簡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沒話了。田芳的父拾糞去了，她告訴我們，隨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兒子去找。
老漢回來了，頭上裹著一條黑布帕子，鼻子凍得紅紅的，一進門，大聲說：“三位先生來了！抽煙——”把那個短杆旱煙袋依次讓給我們三人，隨之在門檻上坐下來。
“三位有何貴幹？”他仰頭問。
王老師和他談起田芳的婚事，給他解釋新社會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漢低著頭，抽著煙，做出一種耐心聽著的姿態。一當王老師停住口，他仰起臉，做出深明大義的神氣，說：“新社會好，咱農民擁護共産
。兒女的婚嫁之事，應該由家裏管，政府和學校管這些事做啥？”
王老師又耐心給他解釋學校應該管的原因。
“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說，“你們都是有知識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說下一句話，三媒六證，鄰裏皆知，而今一沖了，我在田家寨還算不算人？”
我心裏暗暗吃驚。這個老農民，一身黑
家織粗布棉襖棉褲，補丁摞著補丁，肘頭露出變成黑的棉花絮子，一臉皺折，鼻尖上吊著清淩淩的一樣的鼻涕滴子，捉著煙袋的手指像樹皮一樣裂開著口子，嘴裏卻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詞句。我早已從田芳口裏得知，她的父是個一字不識的粗笨莊稼漢。一個大字不識的粗笨莊稼漢子，談起話來，卻要講信義，夾雜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詞。如果是我的父這樣講話，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卻叫我奇怪了。
王老師索
問……
藍袍先生新浪潮拍擊下的老農民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