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頭上帶著一頂有老虎標識的藍灰
便帽，身上穿著一套整整齊齊的新西裝，靠在孟菲斯機場第一休息大廳的一側牆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這副模樣可能會讓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絕非平常。天已晚，我筋疲力盡，但興奮異常。作爲開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結果是決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飛來的航班准時到達，對方立即根據我頭上的帽子認出了我。一位帶著很大的太陽鏡的女人走到我身邊，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貝勒先生嗎？”
“是我。”我和傑基·萊曼西支克握手，並且和她的男伴拉手。這位男伴自我介紹時，只說了聲他叫卡爾。他隨身帶著一只拎包，兩人都相當緊張，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開車送他們去旅館。那是位于市區的一家假日酒店，離法院只有6個街區。她和我坐在前排，卡爾坐在後排。他一聲不吭，只是像一條凶悍的警犬一樣保護著她。我把開庭第一天激動人心的鏡頭向他們重放了一遍。不，她要來孟菲斯，對方毫無所知。她的手在顫抖。她很脆弱，看見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懼。除了報仇雪恨，我想不出她來此還有什麼動機。
根據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預訂的房問。房間在15樓。我們三人圍坐在小桌邊，立刻開始了直截了當的問與答。我的問題事先都已打好，先後順序井然有條。
如果說她很美的話，她的美麗也是含而不露的。頭發已經剪短，染得很糟，呈現出一種深紅的顔。她的律師說過，她在接受治療，我不想打聽這方面的事。她兩眼通紅，而且充滿哀怨，雖然化了妝，也未能增加它們的光彩。她31歲，有兩個年幼的孩子，離過一次婚。從她的外表和言談舉止，很難想象她在大利公司的工作是跳下這個人的
再爬上那個人的鋪。
卡爾對她可謂是關心備至。他拍拍她的手臂，偶爾就她的回答提點建議。她希望明天盡早出庭作證，然後返回機場，立即離開孟菲斯。
直到半夜，我才和他們告別回家。
星期二上午9時，基普勒法官把我們召到法庭，但讓法警傳話，請陪審員們在陪審員室稍候幾分鍾。他問德拉蒙德是否已收到理賠的數據。考慮到每天5000美元的罰款，我倒是有點兒巴不得他還沒有收到。
“一小時以前剛剛收到，大人，”他說，明顯地松了一口氣。他交給我有一英寸厚的一摞文件，接著又含笑交給基普勒一沓。
“貝勒先生，你需要點兒時間吧。”法官說。
“請給我30分鍾。”我說。
“行。我們9點30分請陪審團就座。”
我和戴克沖進走廊盡頭一間小小的律師會議室，迅速翻閱這堆厚厚的文件。不出所料，這些文件好像是一本天書，幾乎無法解讀。他們將會爲此後悔的！
9時30分，陪審團在法警帶領下魚貫走進法庭，基普勒法官熱情地向他們問候。他們報告說情況良好，無人生病，昨天未與本案有關人員有任何接觸。
“傳喚你的證人，貝勒先生。”基普勒說。于是第二天的審訊正式開始。
“我們希望由埃夫雷特·洛夫金繼續作證。”我說。
法警到證人室傳喚來洛夫金。他走上證人席。在
自耳聞目睹了昨天他與u小節有關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演之後，現在誰也不會相信他說的任何一個詞。他顯得有點憔悴，我想德拉蒙德准是剋了他大半夜。我把那一沓理賠文件給他辨認。
“這是由計算機彙總的各種理賠資料的打印件。”
“是由大利公司的計算機打印的嗎？”
“對。”
“什麼時候？”
“昨天傍晚和晚上。”
“是在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你本人自監督下整理和打印的嗎？”
“你可以這麼說。”
“好。洛夫金先生，現在請你告訴陪審團，1991這一年總計有多少份醫療保單。”
他猶豫了一下，接著就開始折騰那些打印件。我們耐心地看著他翻過一頁又一頁。時間在慢慢過去，人們唯一可以聽到的，是他焦慮不安地翻動膝蓋上那堆文件時發出的嘩嘩聲。
“大量傾銷”文件是保險公司和他們的律師愛用的戰術。他們喜歡拖到最後一分鍾，通常是拖到開庭前一天，才把裝得滿滿的4大箱文件卸在原告律師的門前。只是由于狄龍·基普勒的幫助，我才沒有吃這個虧。
他們今天就是想讓我嘗嘗這種滋味。他們以爲可以快步跑來，在今天早上交給我70頁打印件，盡管其中多數毫無意義，卻可以萬事大吉。
“這確實難說，”他說，聲音低得勉強可以聽見。“我要是有更多的時間就好了。”
“你已經有了兩個月的時間啦。”基普勒大聲說，他的話筒效果極佳。他的語調和音量都令人吃驚。“快回答問題。”被告律師席上的那幾位先生已經開始不安地扭來扭去。
“我要知道3個數字，洛夫金先生，”我說。“保單的數目，購買這些保單的投保人索賠的數目，以及大利公司拒賠的數目。我要的都是1991年的數目，請講吧。”
他又把文件翻了一陣。“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我們大約有9萬7左右的保單。”
“你難道不能看看你的數據，告訴我們一個准確的數目嗎？”
他顯然不能。他裝出一副全神貫注閱讀資料的樣子，只當沒有聽見我的話。
“而你不是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嗎？”我奚落他道。
“是！”他答複道。
“那麼我請問你，洛夫金先生，根據你了解的情況，這些打印材料中究竟有沒有我要的數據？”
“有。”
“這麼說來，你把它找出來不就成了嘛！”
“你要是閉一會嘴，我就能找出來。”他像一頭受了傷的野獸一樣朝我咆哮，從而給人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
“我可是沒有接到要我閉嘴的命令哪，洛夫金先生。”
德拉蒙德站了起來，伸出雙手爲他辯護道：“法官大人，我必須公正地指出，這位證人正在努力找出這些數據。”
“德拉蒙德先生，證人有兩個月的時間收集資料。他是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他肯定能讀懂這些數字。駁回。”
“先把打印材料擱一擱，洛夫金先生，”我說。“在一般年份，保單與索賠之比是多少？告訴我們一個百分比就成。”
“一般地說，索賠的數目占保單的8—10％。”
“那麼最終拒賠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大約10％左右，”他說。他雖然突然又有了答案，但他把這些答案告訴我們，卻決非心甘情願。
“一般索賠的金額是多少，賠給也好，拒賠也好。”
他久久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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