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貧民律師第23章上一小節] “大約一個月的房租。”
“正因爲這你才被趕出？”
“不知道。他們沒說理由，只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趕了出來。”
“你認識其他房客嗎？”
“認識兩個，但跟他們沒什麼往來。每個房間都有門，可以上鎖。”
“你剛才提到有個帶小孩的女人跟警察爭吵，認識她嗎？”
“不認識，以前可能見過一兩次。她住倉庫的另一端。”
“另一端？”
“對。倉庫的中間沒什麼管道設備，所以他們在兩端造了房問。”
“你在自己的房間能看見她的嗎？”
“看不見，倉庫很大。”
“你住的房間有多大？”
“裏面有兩個小單間，不知道有多大。”
“有電嗎？”
“有，他們接了些電線進來，我們可以用用收音機什麼的。我們有燈，有自來
，但必須用公用廁所。”
“有暖氣嗎？”
“不太足，房間裏較冷，只不過比露宿街頭要強些。”
“所以你對那地方很滿意？”
“還行，我的意思是一個月只付一百塊相當不錯了。”
“你剛才說你認識兩個人，他們叫什麼？”
“一個叫赫爾曼·哈裏斯，另一個叫夏因什麼的。”
“他們現在哪兒去了？”
“沒見到他們。”
“你現在住哪兒？”
“‘創建非暴力社區’。”
莫迪凱掏出一張名片遞給蘭姆。“你還要住多久？”他問。
“我不知道。”
“你能與我保持聯絡嗎？”
“爲什麼？”
“你也許需要律師，一旦你更換了住
或找到了自己的房子，打電話給我。”
蘭姆默默地接過名片。我們謝過麗莎，回到辦公室。
像打其它任何官司一樣，我們有許多方法來控告我們的對手。我們的被告有三個：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tag公司。我們不想追加被告。
第一種方法是直接對簿公堂，第二種是庭外調解。
所謂對簿公堂，就是准備好大致的證據，告上法庭，向法庭提請訴訟，把消息漏給新聞界，寄希望于能證實我們的指控。這種做法的好是出奇不意，打對手個措手不及，而且極可能得到輿論的支持，不利之是對手被逼得走投無路時，會铤而走險，孤注一擲。
所謂庭外調解，就是先函告對方，提出同樣的證據，但不起訴，而是邀請被告一起磋商，在談判的過程中，雙方用書信交換意見。如果過失方同意賠償，雙方就可能庭外和解，這樣就避免了公堂相見。
莫迪凱和我都傾向于第一種方法，這樣做基于兩點理由。公司看來不會對我善罷甘休；兩次搜查更清楚地表明，公司的高層人物阿瑟和主張起訴我的拉夫特那夥強硬派正准備收拾我，我的被捕將是絕好的新聞，他們肯定會泄漏給新聞界，使我難堪，給我施壓。我們得准備好主動出擊。
第二點理由也是此案獲勝的關鍵，除非我們提請訴訟，否則赫克托和別的證人不會爲我們作證。在向法庭提請訴訟到第一次開庭期間，我們有機會問關于被告的所有情況，他們必須如實回答。我們有權讓任何我們需要的人宣誓作證，如果找到了赫克托·帕爾馬，也可以讓他這麼做。如果我們找到其他被驅逐的租住戶，他們必須講出過去發生的一切。
我們必須掌握所有的證據，而這麼做得經法院授權。
理論上，我們的案子非常簡單，倉庫的住戶一直付房租，以現金支付，只不過未留下記錄，收租人是蒂爾曼·甘特利本人或他的夥計，甘特利得到機會把倉庫出售給河橡公司，但動作必須快。他對河橡公司和它的律師隱瞞了裏面住人的實情。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事謹慎，在關閉倉庫前派赫克托·帕爾馬去實地調查。赫克托第一次去時遭到偷襲，第二次帶了保镖。他了解到裏面的住戶不是擅住者，而是付了房租的租戶。他在備忘錄中向布雷登·錢斯報告了這個情況，可錢斯置之不理，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關閉了那間倉庫。租住戶被草率地當成擅自強住者趕了出來，他們這麼做也沒通過合法的程序。
正式的疏散至少要持續三十多天，而這段時間對裏面的住戶來說至關重要。三十天過後冬季最寒冷的日子就會過去；房客們就會避過暴風雪和于零下氣溫的寒夜的侵襲，他們就不必睡在暖氣設備啓動著的小汽車裏。
他們只是些流落街頭者，沒有記錄，沒有房租收據，無迹可尋。
理論上這不是一個複雜的案子，但棘手的問題不少。想讓無家可歸者作證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甘特利先生決定從中作梗。他統治著街頭，我並不急于
足他的王
。莫迪凱通過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密報網絡，但他還不能與甘特利抗衡，我們談了一個小時，討論如何避免把tag公司推上被告席，因爲很明顯，如果把甘特利也告了，案子就會難辦得多了。我們只起訴他的共同被告——河橡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然後由它們把他牽進來，充當第三方。
但是如果我們要索賠，甘特利是必不可少的，隨著案子的進展，把他排除在外等于自找麻煩。
必須找到赫克托·帕爾馬。我們一旦找到他，就能向他索要那份被藏起來的備忘錄，或讓他轉述其內容。找到他不難，要讓他開口就難得多了。他很可能拒絕合作，因爲他要保住飯碗，他早就告訴我他有老婆，還有四個孩子。
這件案子還有一些要考慮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純粹是法律程序上的。我們作爲律師，無權代表朗蒂·伯頓的繼承人和她的孩子提請訴訟，我們必須由她的家人聘請，盡管這只是手續上的問題。她的母
和兩個弟弟正在獄中服刑，她的父不知是誰，所以莫迪凱主張我們應該請求家庭法院指派一個受托人理朗蒂的遺産。這樣我們至少一開始可以繞過她的家人。先假定她的四個孩子有兩個以上的父較爲妥當，分遺産時每個不負責任的家夥都得通知到。
“我們以後再考慮這個問題，”莫迪凱道，“首先我們必須贏。”我倆在房間的前部，索菲亞身旁的那張辦公桌上的一臺舊電腦在不停地工作。我敲鍵盤輸入，莫迪凱邊踱步邊口授。
我們一直計劃到深夜，一遍遍修改訴訟程序，討論有關事宜，想著該如何把河橡公司和我的前東家送上法庭，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官司。莫迪凱把這件案子視爲一個轉機，一個重新喚起公衆對無家可歸者同情的關鍵事件，而我則認爲這僅僅是爲了伸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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