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貧民律師第1章上一小節]站起來時,烏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膛,又幫助他靠牆站好。
“閉嘴。”烏姆斯特德咬著牙說。
“不許叫我夥計。”那個人說。立刻,“夥計”這個稱呼誰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讓我們怎麼稱呼呢?”我問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這夥人質的頭兒。我說話時語調溫和,樣子十分順從,他聽起來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說,當然,先生這個稱呼對于我們屋裏的幾個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了。
電話鈴響了。我當時立刻想到他可能會開槍把電話機打碎。不過他沒這麼幹,而是要我把電話機拿給他,我把電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話筒,右手仍握著槍,槍口仍對著拉夫特。
如果我們九個人進行投票選舉誰該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個犧牲品。八對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頭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拿著繩子。”他對我說。
他要我們八個人用繩子捆住手腕連在一起。我截短繩子打好結,我盡量不去看我這些同事的表情,因爲我正在把他們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我感覺到手槍依然抵著我的後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緊的樣子,而實際上盡量放得很松,拉夫特還低聲地咕哝著什麼,我真想給他一巴掌。烏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動,而且當我捆完他的時候,繩索幾乎都要落下來。馬拉穆德流著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紀最大,是唯一的
東,兩年前心髒病第一次發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納佐,他是我在律師界的唯一朋友。我們同歲,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書,我是在耶魯大學學的法律。我們兩人的妻子都是普羅維登斯人。他的婚姻頗富成果——四年間生了三個孩子,而我與妻子則長期不睦,現在已面臨危機。
我們目光相遇,我們倆都想到了他的幾個孩子。這時我真感到沒有孩子的幸運。
有一輛警車駛了過來,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個窗子的百葉窗全都關起來,我慢吞吞地做著這件工作,掃視一下下面的停車場,看是否有人能看見我,以求獲救。只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裏,車燈亮著,裏面卻沒有一個人。警察已經進了大樓。
而我們就在這幢大樓裏,九個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統計,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事務中心共有幾百名律師爲它工作,人員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倫比亞特區,就集中在這位先生威脅之下的這幢大樓裏。他要我打電話給“老板”,並告訴他說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葯。我打電話給我們反托拉斯部門的負責人魯道夫,並轉達了這個口信。
“邁克,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們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揚聲電話,音量開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說,“請按他的要求來辦。”
“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槍一揮,談話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槍的指點,我選定了一個站立的位置,挨著會議桌,離他有幾英尺遠。這位先生有一個十分令人難以忍受的習慣,他總是心不在焉地擺弄捆在腰間的導火線。
他低下頭看了看,用手輕輕拉了拉一根紅導線,“這根紅導線,我只要一拉,你們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說完這話時,隔著太陽鏡望著我。我這時感到不得不說話了。
“你爲什麼要這麼幹呢?”我問道,急于想和他進行對話。
“我並不想這麼幹,可爲什麼不這麼幹呢?”
我被他的措辭所打動,節奏緩慢,有條不紊,每一個音節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現在是個流落街頭的人,但過去曾有過像樣的生活。
“你爲什麼要殺死我們呢?”我問道。
“我不想和你爭辯什麼。”他鄭重其事地說。問題是問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爲我是律師,時間對我們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這樣如果萬一發生什麼情況好能准確記錄下來,當然首先是我們得能活下來。時間是一點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們不許發出任何聲音,我們只好在令人心煩的寂靜中煎熬著,這段時間一共持續十四分鍾。
我不相信我們就會這樣地死去。看上去他沒有殺死我們的動機和理由。我可以確定我們中沒有人曾和他打過交道。我還記得我們在乘電梯上樓時,他沒有什麼確定的目標。他只是想要尋找人質,用當今的標准來衡量,這樣似乎是可以使殺人看起來更爲合理。這真是不幸。
正是這類濫殺無辜的事才是報紙、電臺頭條新聞的內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的播放,讓人們搖頭歎息。接下來的就會是幾個律師死亡的新聞了。
我似乎已看到報上的大字標題,聽到播音員的聲音,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發生。
我聽到外面門廊裏的說話聲,外面的警笛聲,還有警察的無線電對講機呱啦呱啦的響聲。
“你中午飯吃的是什麼?”那位先生問我,這一句話打破了屋裏的沈寂。問題問得太突然,想撒個謊都來不及,我沈吟片刻,回答說:“烤。”
“就你一個人?”
“不,我遇到了一個朋友。”他是我法學院的一個朋友,是菲利人。
“你倆一共花了多少錢?”
“三十美元。”
他聽了這話不太高興。“三十美元,”他重複著,“兩個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搖了搖頭,然後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師。如果他要是問他們,我希望他們能撒謊。這夥人的胃口也是不會輕易滿足的。三十美元對他們來說還不夠買開胃酒的。
“你們知道我吃的是什麼?”他問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湯,湯,還有餅幹,在一個臨時避難所裏吃的。湯是免費的。我很高興能喝碗免費的湯。三十美元可以讓我一百個朋友吃頓飽飯,你知道嗎?”
我嚴肅地點點頭,似乎我立刻意識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們的錢包、錢、表、珠寶全交上來。”他一邊說,一邊揮舞著槍。
“我可以問爲什麼嗎?”我問道。
“不可以!”
我把錢包、現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後又搜其他人質的袋。
“是爲了位近。”那位先生說,我們都舒了口氣。
他讓我把這些財物都放進一個手提包裏,再把提包鎖好,接著又叫我給“老板”打電話。電話鈴剛一響,魯道夫就拿起話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隊就在他的辦公室裏。
“魯道夫嗎?是我呀,我是邁克,我在用揚聲電話給你打電話。”
“我是魯道夫,邁克,你還好嗎?”
“還好。你看,這位先生要我把緊靠接待室的門打開,把一只黑手提包放在廳廊,然後再把門關上鎖好。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
手槍就抵在我的腦後,我把門慢慢地打開並把手提包扔到廳廊裏,我擡頭看了看,沒看見一個人。
大公司的律師們最大的樂趣是他們是按小時付酬的,幾乎沒有任何事情能轉移他們這種樂趣。睡眠是其中之一,盡管我們大多數人睡眠都很少。吃飯實際上更促進了付酬,尤其是午飯,通常是客戶來掏腰包或開支票。時間一分鍾一分鍾地過去了,我禁不住琢磨這幢大樓的其余四百名律師在這段等候人質危機結束的時間到底應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見他們,坐在汽車裏取暖或用無線電話同別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討債。我想公司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虧了。
下面那些冷酷無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這場災難以何種形式結束,只是一個勁地催促讓它快點結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會兒盹。他的頭低下了,喘氣也有些粗。拉夫特嘴裏咕哝著些什麼企圖引起我的注意,然後把頭向旁邊晃動幾下,好像是建議我采取行動。可問題是,那位先生右手握著槍,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應在打盹時還用左手緊緊地握在那嚇人的紅導線上。
拉夫特想讓我唱主角。盡管拉夫特是公司裏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還不是東,他也不是我這部門的,我們又沒有在部隊上受過訓練。我沒有聽他的。
“去年你掙了多少錢?”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問我說,聲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讓我想一想——”
“不要撒謊。”
“十二萬。”
他對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獻出去多少?”
“獻出去?”
“是的,捐獻給慈善事業。”
“噢,是這樣的,我真的記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負責家中這些財務什麼的。”
那八名律師似乎都立刻移動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雖然不滿意我的回答,但也沒有反駁。“那麼,是誰來填寫稅單呢?”
“你說的是內收入總署的稅單嗎?”
“是的,就是那種表。”
“這些事是由我們稅收部門來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樓。”
“就在這幢樓嗎?”
“是的。”
“好,那就把它給我拿來,把你們每個人的稅收記錄都給我拿來。”
我看了看他們幾個人的臉,其中有兩個人似乎想要說:“幹脆一槍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猶豫得太久了,因爲那位先生已喊了起來:“現在就去拿!”說話時又在揮動著手槍。
我打電話給魯道夫,他也遲疑起來,我喊了起來:“把稅單電傳過來!”我簡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們都盯著牆角的電傳機,足足有十五分鍾,擔心如果我們的1040表不及時趕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們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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