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檔案員給我傳輸材料的時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槍給我指定好的地點一張一張地把電傳紙取下來。我的同伴已經站了兩個小時,背靠著牆,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幾乎無法活動。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已經有些堅持不住了,樣子十分可憐。
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麼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萬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浏覽了一下那幾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萬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只要花上兩萬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種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裏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構,就像我們在電視裏所看到的那種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凶犯頭顱的角度,而凶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准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鍾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于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裏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挨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種稅的錢是五萬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顧的兒童,或其他什麼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于自願這麼做的嗎?是以一種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並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挨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挨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裏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幾個零錢也舍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幾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幾頓飯。你們爲什麼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麼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憐蟲,那景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只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幾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離開這裏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沈默。一架直升飛機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兒正如何策劃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發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只和我們會議室這幾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文件,終于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麼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機會並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麼?總收入?調節後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周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萬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豐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萬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後面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萬。”我說,表上還有二十萬我沒報。
他沈思了一會兒,“你掙了一百萬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面無愧。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挨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項目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准確地記起具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布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氣裏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爲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並在旁邊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爲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確收入頗豐,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種僵持的局面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並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夥,他似乎什麼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後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萬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夥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萬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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